打尽”的叫嚣。没几天，韩琦也被赶出朝廷，所有改革措施全部被废止。

    平心而论，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根本算不上什么重大改革，而且时间很短，可谓“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仍然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反对浪潮，被迫“逃出”了京师汴梁。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失败呢？除了范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外，宋代士大夫喜欢“意气用事”的毛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自从开国以来，宋朝皇帝实行的一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方针，历行文教，注重德行，士大夫崇尚儒学、名节一时蔚然成风。可是，许多读书人整日泡在“故纸堆”里，缺乏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斗志，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矛盾的是，根据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们的天职，加上权力场又是那么诱人，士大夫们总是不能忘怀于庙堂、社稷。

    于是，他们便选择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正确。许多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己做不了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在做事时犯“一丁点”错误。平时，他们喜欢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势，自诩刚正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起，要干一番事业时，他们就无法“泰然处之”了，甚至不择手段地诬讦、陷害别人。范仲淹就是因为要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大家当然要对他“鸣鼓而攻之”！所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改革者”，实在是难啊！

    永不谢幕的党争

    几千年来，“窝里斗”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的一个“痼疾”，也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北宋晚期的新党与旧党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论起这场党争，可以追述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恶。本来，王安石和司马光是生死相交的朋友，两个人也是无话不谈。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却不赞成，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三次致函王安石，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王安石的反应却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两个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并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终生不再往来。

    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为止，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丰变法”，其间跌宕起伏，历时16年。

    宋神宗死后，即位的哲宗年仅9岁，他的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这位宣仁太后对变法派素来没有好感，所以她一上台，就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命他主持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当时，苏东坡、范纯仁等人曾经建议司马光对“新法”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合理的法令（例如“免役法”），不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糟蹋老百姓，却被固执己见的司马光断然拒绝。最后，苏东坡等人长叹一声：“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位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的宰相？

    想当初，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友、同事反目，也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现在，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与“执著”。可惜的是，这种令许多人敬重的品质一旦与拒绝听取不同意见相结合，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人物”的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悲剧：他们太感情用事，已经丧失了理性。

    在这里，宽容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眼光全都不见了，“坚定”、“执著”变成了“执拗”、“刚愎自用”的代名词，在帝国的政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让人不安的不祥气息。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滑越远，一直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到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的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恢复祖制，清除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历时8年。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新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派别）、“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派），帝国政治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撒手归西，宋哲宗亲政。这位年仅18岁的皇帝，再次起用新党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措施，残酷打击旧党，前后历时6年有余。在章惇这位昔日好友的残酷荼毒下，苏东坡等人陷入了一种极为悲惨的境地。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病故，一向讨厌新党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在此期间，她再次起用旧党人士。

    几个月后，向太后归政，徽宗赵佶亲政，正式执掌大权。第二年，徽宗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崇尚熙宁”的意思，其政治倾向不言自明。随后，赵佶大量起用新党人士。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新党的“后起之秀”——蔡京升任左仆射，成为首相。此后，蔡京曾4次拜相，成为宋徽宗的“亲密伙伴”。

    在打击政治对手方面，蔡京的手段之酷、株连之众，恐怕连司马光、章惇都自愧不如。当时，他在各地树立“元祐党人碑”，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垂之后世，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这座“元祐党人碑”，在崇宁初年（1102年）就已经达到98人，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更激增到309人，就连章惇、曾布、张商英这样的新党骨干，也因为与蔡京不和，被列入了这份“黑名单”。

    如果说此前新党与旧党的斗争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此举则完全出于“私利”。当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等人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为了讨好蔡京，薛昂等人甚至举家为蔡京避私讳。

    奸臣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奸才”，有其客观必然性。倘若没有持续几十年的党争，大宋帝国的政治绝对不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让人“英雄气短”。过去，人们经常说：导致唐朝灭亡的，既不是黄巢、朱温，也不是藩镇、宦官，而是“牛李党争”。不幸的是，二百多年后，这个悲剧再一次上演。

    也许，老天爷存心要和大宋帝国作对。北宋晚期，新党和旧党斗得你死我活，朝野波谲云诡，政潮叠起，每折腾一次，就会使帝国大伤元气，直到病入膏肓。

    特别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后，新党和旧党由道义与政治信念之争，蜕变为意气、私利与权力之争，由过去的君子之争堕落为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就很难再见到那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人格，学问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政治道德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期。在帝国的官场上，官员们厚颜无耻，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庙堂之上，千方百计地攫取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直到大宋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大宋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等女真铁骑大举南下时，大宋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了。

    新党与旧党的争斗，对于大宋帝国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就是对“窝里斗”最好的注解。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东汉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无止无休的“萧墙之乱”，直到汉朝气数已尽，被三国取代；唐朝末年，牛党和李党混斗，外未乱而内先乱，强大的帝国毁于一旦；明朝末年，也是窝里斗使关外的满人有机会可以入主中原，如果崇祯帝不杀害袁崇焕，那么满人要想入关就绝非易事；在清朝灭亡以后，大小军阀又是连年不断地窝里斗，使得独裁越来越厉害，民主逐渐远离中国……

    读完“窝里斗”的历史，就像是“揭伤疤”一样，让人痛不欲生，无以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