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没有预言家？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的西汉墓中挖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对吴王的答问。吴王问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历史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相符。难道孙武真是一位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的神仙？难道真的身怀异术，能预知祸福休咎？

    其实，孙武的预言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多，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归属，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在中国历史上，人心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政权的存亡，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外，孙武像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

    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军队的思想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当时的各诸侯国的土地一般都比较小，国君和臣民的关系也比较直接，国君制订的政策、法令及国君的个人行为都迅速而又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的概念也就十分清楚。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得最响的是“仁政”的口号，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争频仍的多事之秋取得发展。

    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上去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旁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家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对他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就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个人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

    首先，在选立继承人方面，他们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选立继承人是关系到国家兴败成亡的大事，本应持慎重的态度，选贤任能，但智宣子的态度却与此相反。

    智宣子打算让自己的儿子瑶作为继承人，他的同族——也是晋国的大夫——智果听说后就赶紧跑去劝说宣子，他疾言厉色，措辞激烈，历数瑶的短处。智果说：“瑶和宵(智宣的庶子)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瑶比别人强的地方有五

    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点，不如人的地方有一点。第一，论起身材高大，外观漂亮，美髯长须，比别人强；第二，论起奔跑快捷，射箭驾马，比别人强；第三，论起各方面的技艺才能，比别人强；第四，论起巧于文辞、辩论机智，比别人强；第五，论起刚强坚毅、敢作敢为，比别人强。但是，他的缺点是极不仁厚，自私、刻薄。如果以这五种技艺去统治人民，治理国家，而又残暴不仁，那谁又能制伏他呢？谁又能把他当做君主去侍奉呢？希望您一定不要立瑶作为继承人。如果非立他不可的话，智氏必遭灭族之灾。”智宣子并未认真地考虑智果的意见，反而认为统治人民就需要像瑶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于是决定立瑶作为继承人。

    智果看到宣子不可救药，为了保住性命，他赶紧到管理户籍的太史那里声明自己脱离智氏，另立了一个氏别，叫做辅氏。果然不出所料，智氏失败后，遭到了族诛，只有智果一支活了下来。

    赵氏立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做伯鲁，小儿子叫做无恤，赵简子一时很难区分哪一个更贤明一些，就想出来一个办法来考验他们。赵简子在竹简上写满训诫的话，交给两个儿子每人一枚，并告诉他们说：“好好地记住上面的话。”过了三年，问伯鲁能否记得竹简上的话，伯鲁已经忘了，而且伯鲁的竹简已经丢了；问无恤，无恤则能很熟练地背诵竹简上的话，还从袖子里取出了随身带的竹简。于是，赵简子以为无恤勤勉仁厚，比长子伯鲁更贤明，就决定立无恤为继承人，这种立嗣宜贤不宜长的做法，实在是极有眼光。

    在治理国家方面，赵简子也独具风格。一次，他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内)，临行前，尹铎问赵简子说：“您让我去治理晋阳，您有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晋阳成为一只蚕茧，您可以从中不断地抽取茧丝呢(意即榨取人民的血汗)，还是希望晋阳成为国家最为可靠的保障？”赵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它成为国家的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就采取少报晋阳户数的方法减少晋阳上缴的租税，实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爱护百姓，晋阳在尹铎的治理下不仅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民心大服。赵简子知道了这一情况，曾经极其郑重地对无恤说：“将来赵国一旦遇到危难，一定要先到晋阳去躲避，不要以为晋阳地势偏远、城池狭小、户数也少，那里决对是赵国最好的保障。”

    与此相反，智氏办事的风格却是傲慢暴虐。智宣子死后，瑶即位，号称智伯，后谥为智襄子。一次，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一同宴饮。智伯无缘无故地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之相段规。智国听说了这件事，赶紧跑去对智伯说：“您应该赶快准备应付将要发生的灾难，否则，灾难就会真的降临。”智伯傲慢地说：“灾难只能由我发起，我不发起灾难，谁又能制造灾难呢？”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吧，《夏书》上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多次过失，人们对你的怨恨并非一定是在你有了明显错误的时候，你小小的过失积累起来也能造成大的怨恨，人主如果不防小过失，一定会出现大过失的。’君子能够勤勉地对待每一件小事，才不会有大过失。现在您在一次宴会上就使人家的国君和国相遭受污辱，又不作任何准备，还说别人不敢兴起灾难。蚋、蚁、蜂、虿等小虫都能伤人害人，况且是一国之君相呢？”智伯虽然明白这些话，但他并未听从。

    智氏在六卿的混战中出力最大，分得的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也就最多，因此在智、韩、赵、魏四家中不论是土地还是军事力量都是首屈一指，从智伯起，就有了吞并其余三家的野心，但一直没有找到借口。终于有一天智伯想出了一条好计策，他告诉其余三家说：“晋国素来是中原的霸主，没料到让吴国沾了光，在徐州大会上又让越国占了先，这是晋国的耻辱，若能把越国打败，晋国仍能当上霸主。我主张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交给公家统一管理，这样就能积累财富，多养军队，增强国力。”三家都知道智伯所说的“公家”实际上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