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表口袋里把戒子找出，我立刻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总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于“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得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歃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于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的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讨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才买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这更美丽的事乎？台湾的法院对惯窃的科刑未免太轻，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们说不赢有学问的人，但事实上却是越感越化。真应该调查一下入过狱的贼朋友，只要有三进三出的资格，用不着考试，就发给他一张“贼崽大学堂”毕业证书，准没有错。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贼先生的日子便没有这般美好，除了本刑，还有从刑──强制劳动七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监牢之中矣。问题是现在的贼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过八○年代的贼先生，不再偷西装，而偷电视机、录像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