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又被放到了学生手中。这些书讨论的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书中满是抽象细致的论述、深奥的伦理辩论和其他一些更适于成年人而不是孩子去思考的东西。事实上，这些书正是中国那些年事已高的学者们花费毕生精力专门研究的内容。所以说，中国的小学生真是太可怜了。从书中他得不到快乐，只有无休止的灌输，努力想把那些印刷得糟糕透顶的文字留在记忆里。而这些东西未必与日常生活有多大关系。孩子们那一张张古板没有神采的小脸总是显得严肃而镇定，仿佛笑声、嬉戏与微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犯罪，是他们不应该有的。孩子们的眼睛都紧盯着课本，他们不能发出任何快乐的声音，像《少年和姑娘》、《杰克和豆茎》、《杰克盖的小屋》这样的故事都不能使这些爱笑的、富于滑稽意识的孩子们的眼里流露出兴奋之色。事实上，中国人总是为成年人着想，两千年来没有哪位作家为孩子们写过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为了带给孩子们欢乐而拿起画笔，去描绘孩子们的生活，也没有一位学者提议编写一套易学、有趣的教科书。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全国所有学校用的都是同样的书，既没有画片，也没有图解。这些课本都印在那种又薄又脆的纸上，文字拥挤不堪，字迹模糊不清，纸质封面也容易折角，看上去极不雅观。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已经在桌旁坐好的孩子们吧。功课布置下来后，每个孩子都进入了角色，而老师则摆出一副冷面孔，皱着眉头为孩子们准备日后用的字帖。我们当然希望屋内能保持寂静，但很快我们就改变了这种想法。使我们惊奇的是，立刻就有一个细细的颤抖的声音从屋子的一角传出，几乎是同时，从对面的方向又发出另一个低沉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其他声音也陆陆续续地加入进来。每个人都以他所能发出的最高音调，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在我们看来，这种混杂的声音，各自含着某些需要记住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孩子们的这种口头训练看作是学校教育体系中最有益的事情之一。大人们站在屋外，兴高采烈地听着从孩子们嘴里发出的既不和谐也无节奏的合声。他们努力使这种起源于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开端时的教学法延续下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方法正处于一种难堪和无聊的境地。首先是学习时间太长。早晨六点钟左右就能看见小孩子背着书包往教室走去，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们了，他满脸严肃，好像从来就没有学过如何微笑。孩子们得学到八点钟才能回家吃早饭。一小时后，他们又必须回来，坐在各自的高木凳上，摇头晃脑地高声诵读几百年前的古文，一直念到中午才再次被放回去吃午饭。孩子们用筷子把碗里的米饭草草地扒进嘴里，再咽下遭虫害的圆白菜和在煎锅里弄得黑乎乎的让人反胃的蜗牛、蛞蝓，随后他们又一次回到凳子上，继续上午的朗读过程。等到夜幕降临，高高的榕树下和教室里都变得昏暗起来，书中的字迹也难以分辨。没有了阳光，孩子们已无法与那些细小的文字做游戏了，该是放学的时候了!回家以后，孩子们吃过晚饭也就该睡觉了。
其次，中国人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法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当书本第一次放入学生手中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是一系列一笔一画拼成的图案，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记号和其他区别开来。各个图案都完全独立，没有任何纽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或是对它们的涵义给出最基本的解释。亚述碑文上的楔形文字与这些构成中国书面语言的神秘图案比起来也实在是太普通平常不过了。
现在，老师还不想告诉孩子们这些小方块字的意思，只是教他们每个字的读音。好像只有发明它们的伟大学者和圣人才能给予最精确的解释。当然，这种想法绝对是怪诞的，因为，字的原始发音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中国的各个地方，对每个字的念法都不尽相同。由此看来，字的读音完全是任意的，它对字的意思并不能给出任何说明。这种学习生字发音的过程要花掉四五年时间，直到学校里教的所有课本都读完为止。几年中只学习发音，没有一点儿新鲜思想灌输给学生，使他们的智慧得以增长。很容易想象这是多么无聊与沉闷啊!在学生结束了单调的识字过程后，老师开始讲解他们学过的所有课文的意思，这时整个书本充满了活力，而不再是些稀奇古怪、对头脑毫无启发的符号了。孩子们的读书声也变得庄重了，而文字到这时也真正成为可以听到的、具有吸引力的人类的声音。这声音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所发出的，孩子们试图抓住这些声音，好像有一些无形的绳索把他们和过去连在一起，以至在将来，他们的理想永远也无法摆脱同那些古人的密切关系，因为在他们还是学生时，那些人的思想就主宰了他们。
孩子们是在与声音的冲突中度过那些岁月的，每一次冲突既短暂而且很不和谐，没有丝毫启示要带领他们不断进入浪漫的境地，因而漫长的时光一定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来的。学习内容一成不变，单调的感觉无法减轻，课间也没有休息时间，如果有的话，整个学校的气氛就能得到放松，学生们互相喊叫、嬉戏，有十分钟忘记辛苦乏味的学习和闷热封闭的教室的限制。唯一可能的放松是允许孩子们出去一两分钟，而且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在老师的桌子上有一根竹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谁因疲倦而想休息一下，他就可以去拿那根签子，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桌上，直到休息回来再放回原处。这样老师就可以看见是谁出去了，出去了多长时间，没人能躲过老师的目光。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里，老师对学生严加看管，执行严厉、刻板的纪律。在学校里，惩罚主要是针对懒惰、不学习的人，对别的不遵守组织纪律的行为则很少加以管制。惩戒中最常用的工具是戒尺，它放在老师桌上最显眼的地方。如果哪个孩子学习不好，就会被强迫伸出手，挨几下打，通常都是疼得直叫。另一种惩罚方式是跪地，直到学生掌握了所学功课才能起来。再有就是站砖，两只脚站在约一平方英尺的砖上，一点儿都不许动，直到他能在老师跟前准确无误地背出他的功课为止。
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老师们都有许多不同的性格特点。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绅士阶层，并信守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他们自大、傲慢，极其保守，把任何外国的东西都视为宿敌。以一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犯有明显的错误，且无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他们的教学里从不包括任何文科科目，甚至连算术、地理或历史这样的基础学科也没有。唯一令他们不厌其烦地教授的学科就是由生活在二十多个世纪以前的圣人们编写的标准的古典书籍。他们用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同时对它们的意思辅以公认的评注。
这些古籍在某些方面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使他们能迅速地提高学术水平，但他们的知识面实在是太狭窄了。那些对英国学生来说再熟悉不过的知识，他们却一无所知。每个老师在自己的学校里就是皇帝，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干涉、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有谁胆敢对老师的行为表示不满，老师就会上官府去告上一状。于是官府便出面向那些胆大妄为的抱怨者施以无情的压力，使他们“高高兴兴”地向老师们屈服，再赔上一大笔钱以抚慰老师那受到伤害的心灵。这种现象在教师的职业中是很普遍的，即便是那些对自己本身的行为不慎重、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老师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例如，有位老师教了几天书后就出去行乐去了。他完全不把学校工作放在眼里，时常几天甚至几星期不露一面。当然，大部分学生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家长们则愤怒不已，不过他们也只是在背地里小心翼翼地议论，不敢让老师知道。这位老师也许整年都继续他的这种行为，到最后可能也就只上了几个星期的课，但是工钱却一分也不能少。学年结束时，长者们不得不与他解约，可表面上还得对他大加称颂一番，就好像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模范教师一样。他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作为一个无赖的坏名声，人们以后再也不敢雇佣他这种人了。
中国农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学者阶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被冠以“游方学者”的名号。他们聪明能干，但道德品质却极差。这种人是社会上漂浮不定的流浪儿，是学术界的耻辱。他们大多有吸食鸦片的嗜好，这一恶习剥夺了他们从事固定工作的资格，因为这样的工作已无法使他们得到足够的金钱以解除烟瘾发作时的痛苦和折磨。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任何积蓄，所以他们就四处闲逛，拜访途经的每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地的教师必须邀请这些过路拜访的学者共进一餐；若是天色已晚，还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当他们离开时还要为他们提供路费。多数教师一想到这些都感到害怕，因为那些人既不讲理又无良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耍出花招或是想出毒计来榨干自己的钱财。如若这个教师是一个知识渊博、身体强壮的好老师，他也许不必害怕，但若他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就肯定会被敲榨一番。比如，一个游方学者在上课时间走进教室，他瞥了老师一眼，见到的是一副穷酸样、比自己强不了多少的人，于是他立刻摆出一副严厉而不满的架式，说道：“你没有权力做这些孩子的老师，因为你学识平平，没资格教他们，我想考考你，看你是否称职。如果不，那你最好马上离开，让我来接替你的位置，水平高的应该留在这里。让我们现在就来决定这个人是你还是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中国，如此随便的行为是不会发生的。上面这一番话在那位可怜的老师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和这个聪明的无赖较量，只好匆忙地和他协商，拿出许多钱来摆脱他的纠缠。游方学者走了，他那灰白色的脸上带着狞笑，洋洋自得地直奔烟馆而去。在那里，在鸦片的烟雾之中，想着那个使自己现在能够痛快淋漓地过足烟瘾的聪明办法，他渐渐睡着了。
我在上面所描述的这种学校至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大量存在着。政府兴办的学校，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在大城市和重要的城镇里才有。那些渴望获得知识，并希望借此能够在政府内谋取职位的孩子们都聚集在各种学校里，当然还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来这里学习的。这些学生都能按要求支付不断增长的学费。
不是每个家长都能供孩子去政府办的学校里读书。有的人则希望学点知识以应付算账之需，这种人对传统的教育体制是感到满意的。
总有一天，新知识的影响力会遍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学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发生这种变化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在新的共和体制下，学校无疑会比在旧有的民办体制下发展得更快，也更正规。在民办体制下，政府不会对孩子们的教育采取任何措施。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总体上还在继续沿袭过去就存在的那种教育体制。不这样做又能怎么样呢?培养出新一代的教师，使新的教育方法被无数的中国学校所接受，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旧的状况还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直到有了足够的老师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