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宋朝军事上的孱弱源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宋帝**队控制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80%。

    钱穆认为，宋代冗兵的根源在于其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刻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9′

    宋代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大小官吏多用文人，有时连军事将领也是文人担任。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科举制度把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却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所以宋帝国出现了冗官现象：表现之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出现过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表现之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表现之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

    ◆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宋帝国是历史上公认的富裕之国，黄仁宇甚至惊呼：“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鼓励商业，使得财富积聚甚丰。但是，宋帝国又是公认的弱国，原因之一就是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为了应对冗费问题，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揭示，北宋“用尽前朝敛财之术”，在基本保留唐末五代重额赋税之外，赋税政策上呈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北宋衰亡时期，因地方财计困窘而造成横征暴敛；南宋“中兴”时期，财政上表面的、暂时的好转，实际上紧张状况持续与危机潜伏，地方财政困窘与人民赋税负担空前沉重；南宋后期，财政恶化和崩溃，楮币成灾，造成了“通货膨胀”。

    ◆宋帝国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尽管宋朝并未出现意识问题造成的大冤案，但是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的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柏杨语）

    ◆宋帝国人心向背——人民痛苦指数8′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廷担心的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土地兼并后带来的赋税不均，所以主要利用租佃制来解决“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矛盾，而宋廷只需关心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

    宋朝这种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宋自建立到灭亡充斥着农民起义和暴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从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再到宋江，方腊的农民起义，直至南宋钟相，杨玄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南方福建广西等的农民起义。

    ◆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马上皇帝赵匡胤统一了中国，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宋朝重文轻武和儒家教化，开创了自宋朝之后再无大臣篡位的开端。赵匡胤不仅未杀有功大臣，而且密誓“誓不诛大臣、言官”以及专门建立了许“风闻言事”的言官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进步。赵氏后代都遵循了赵匡胤开明和宽容的以及推崇儒家的政策。在安内方面，宋朝天子的宽容基本上算是英明。

    但是，在攘外上宋朝天子多奉行“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领导人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