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的天下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长江以北，大体以黄河为界，大河以北是藩镇割据所辖区；大河以南是唐朝统治区。长江以南则为流寇流窜之所。

    藩镇割据，军阀作乱，虽然把天下瓜分成条块，严重的时候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军阀永远不成气候。因为军阀往往以单纯的武力来压制很小的地区，讲究“我的地盘我做主”，彼此间本身就是一个制衡。自身利益的过多考虑，使得彼此间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概率很小。

    而流寇的杀伤力就要严重的多了，流寇的可怕在于一个“流”字，就是流动性，他们见缝扎针，“打一炮换一个地方”，危害范围广，袭击也不确定。所以，藩镇割据多年，唐朝依然有招架之力，而流窜南北的黄巢起义军，短短六年，一举使唐帝国全面崩溃。

    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呢。黄巢起义本来不能持续那么久的，唐王朝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起义之势愈演愈烈。

    **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起义造反，无论怎么演义，都脱不了一条：被逼无奈＋有机可乘。

    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

    农民不好过，商人更不好过。纯商人不容易立足，必须与官员结合，或是商人兼任官员，或是官员兼营商业，官商之间，很难区别。当权官员的惊人奢侈和必须付出的惊人贿赂，使他们永无间断地需要大量的外国珠宝，如玛瑙、翡翠之类。购买这些珠宝的巨款，全靠冤狱。举一个例子即可明了，当农民们辛苦织成绸缎之后，官员并不需要拿钱购买，他只要把农人逮捕入狱，指控他谋反就可以了。等到农民悉数缴出他的产品之后，自然会得到平反或赦免。占中国出口货物大宗的丝织品，所带给农民的不是财富，而是灾祸。

    当时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８７４年，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河南长垣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

    唐末诗人林宽有诗云：“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此话不假。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唐王朝后期的科举，几乎全在场外决定。安史兵变后，大权操纵在宦官之手，士子则完全靠毁灭自尊心的谄媚和屈辱，才能榜上题名。稍微有点才干和性格的人，都不愿向宦官屈膝。黄巢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曾作诗托菊言志。他先后写过两首与菊花相关的壮志诗。第一首这样写道：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另一首诗更犀利：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软了骨头，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黄巢不同意，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弟兄们往哪里去？”

    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