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从汉朝起，就开始给中华大历史以重创。

    说起宦官，东到中国，西至罗马，上溯至古老的埃及，下追至年轻的奥斯曼帝国，古今中外到处都是。据史料考究，中国宦官起源于农业社会的多妻制度。公元前12世纪，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野蛮制度带入中国，延续3000年，直到20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男人高兴阉割自己。那些没有被奴性完全控制大脑的宦官，一旦掌握权力，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给他们身心以巨大伤害的社会群体。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宦官被剥夺了生产后代的权利，比正常人相对缺少希望和未来，为非作歹不用担心殃及子孙，所以屠杀行为更为歹毒。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王朝时代，宦官掌握权力的机会比正常人大得多。皇帝既然自称“天子”，自然要营造一种社会距离。缺乏现代的先进媒体，一般的子民一生见不到“天子”一面，再正常不过了。就连大臣，也只能在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和皇帝说上几句场面话，说心里话和打小报告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相比之下，宦官整天围着皇帝打转，对于权力可谓近水楼台。如果皇帝勤劳明智，上朝理政的时间比呆在宫廷的时间长，宦官的影响就小些；如果皇帝懒惰糊涂，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宫，宦官的影响就要大得多，这时就极有可能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形。

    汉朝用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来称呼处宫刑的地方——“蚕室”：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尽管鉴于大宦官赵高为非作歹把秦王朝拉下马的教训，刘邦打建国伊始就对宦官深有戒备，“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但是这群“丑陋的蚕”之蜕变势头还是令高祖防不胜防。不过他们没有变成“美丽的蝴蝶”，而成了吞噬江山的毒蝗。

    汉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开始泛滥。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他错误地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结果造成宦官石显之流得势。司马光这样评述：“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身体多病的元帝自己不理政事，希望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石显极尽阿谀奉承，元帝称心如意。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交往甚密。

    东汉时，继任皇帝完全摒弃了刘邦的训诫，常侍全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皇帝旨在利用宦官牵制外戚，没想到宦官却“不是省油的灯”，趁机作乱，异军突起。

    翻开东汉年谱，很容易发现王朝皇族有一个不幸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日。弱小的皇帝自然要寻求外力支持对付虎视眈眈的外戚。要么跟士大夫结合，要么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惟一的一条路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