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万物，万物相互协调而生长，各自得到滋养而成熟。看不到大自然是怎样劳作的，却看到生成万物的功效，这就叫做“神”。都知道万物生长的道理，却不知道自然界无形的神妙作用，这就叫做天，唯有圣人不勉强要求懂得天的奥秘。
天的职分既已确立，天的功效既已完成，人的形体既已具备，精神也就随之产生，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都蕴藏在这里，这就叫做天生的情感。耳、目、鼻、口和身躯各有不同的职能，与外物接触而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居于胸膛之中，用来支配五官，这就叫做天生的主宰；利用人类以外的其他万物，来供养人类，这就叫做天然的供养；顺应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福，违背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祸，这就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蒙蔽天生的主宰，扰乱天生的感官，放弃天然的供养，违反天然的政治原则，背叛天生的情感，而丧失天生的功效，这就叫做大凶。圣人总是澄清自己天生的主宰，端正自己天生的感官，备足自己天生的供养，顺应自己天然的政治原则，调养自己天生的感情，来保全自己天生的功效。这样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了；就会利用天地，役使万物了。这样人们行动都很合理，保养都很适宜，生命不受到伤害，这就叫做“知天”。
所以最能干的人在于他不去做那些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事，最聪明的人在于他不去考虑那些不能考虑和不应当考虑的事。人们对于天的认识，只是根据已经出现的天象来推测以后的变化；对于地的认识，只是根据适宜的地理条件来繁殖生物；对于四季的认识，只是根据它们的时序来耕作收藏；对于阴阳的认识，只是根据它们显现的和谐现象处理事情。大智大巧的人，让官人掌管天象，而自己却掌握着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
社会的治和乱是上天决定的吗？回答是：日月星辰、历象，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上天决定的。
社会的治和乱是由时令决定的吗？回答是：万物春天发芽，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又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宁，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时令决定的。
社会的治和乱是由大地决定的吗？回答是：万物有了土地就能生长，离开了土地就要死亡，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又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宁，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由大地决定的。《诗经》上说：“天生高大的岐山啊，是大王开辟了它；大王创立了基业啊，是文王安守着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并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取消冬天，地并不因为人厌恶遥远而缩小地域，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叫嚷而改变行动。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行为标准。君子遵循这些行为标准，而小人只计较一时的功利。《诗经》上说：“既然在礼义上没有差错，又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话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出巡，随从的马车千余辆，并不是他聪明；君子吃粗粮喝白水，并不是他愚笨，这都是偶然情况造成的。至于意志端正，品行敦厚，思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追随古代的贤人，这些全在于自己的努力了。所以君子注重自己的努力，而不指望上天的恩赐；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上天的恩赐。君子注重自己的努力，而不指望上天的恩赐，所以一天天长进；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上天的恩赐，所以一天天后退。可见君子之所以一天天长进，和小人之所以一天天后退，原因都是一样的。君子和小人差别悬殊，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声响，普通人都很恐惧。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这没有什么。”这是由于天地的变动，阴阳的转化造成的，是事物中少见的现象。对它们感到奇怪，是可以的；而惧怕他们，就错了。日蚀、月蚀的发生，台风下雨的不合时节，怪星的偶尔出现，这些是无论什么时代都曾经有过的。君王贤而政治清平，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同时发生，也并没有什么害处。如果君王昏庸而政治险恶，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种也没发生，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流星的坠落，树木的鸣叫，这是由于天地的变动，阴阳的转化造成的，是事物中少见的现象。对它们感到奇怪，是可以的；而害怕他们，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为的灾祸才是最可怕的。耕作粗疏，会损伤庄稼；除草粗疏，会影响收成；政治险恶，会失掉民心。田地荒芜，庄稼歉收，米价昂贵，人民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清明措施不及时，农业生产不被重视，这叫做人为的灾祸。不实行礼义，不区分内外，男女荒淫昏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互相背离外寇内乱并起，这叫做人为的灾祸。灾祸产生于人为的混乱，如果上述三种人为的灾祸交错发生，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日子了。这个道理很浅近，但这种灾祸却很惨重。不按时劳作，就会牛马互生怪胎，六畜出现怪现象。这些现象可以让人奇怪，但不可怕。古书上说：“万物中的怪现象，经书是不做解释的。”没有实用的辩说，就不急需考察，应当放弃而不管它。至于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感情，夫妇之间的分别，那是应该天天研讨而不能放弃的。
祭神求雨而下了雨，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没有什么，就像不祭神求雨而会下雨一样。发生日蚀、月蚀就敲打呼救，遇到天旱就祭神求雨，经过占卜才决定大事，所有这些都不是认为真会求得什么，而是作为一种装饰罢了。所以君子认为这是一种装饰，而百姓则认为是神灵。把它看作装饰就能吉祥，把它看作神灵就要遭殃了。
在天上，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上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中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在人间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如果不高挂天空，光辉就不显赫；水火如果不积聚，映照、滋润就不广博；珠玉的光彩如果不显露于外，王公贵人就不把它当作宝物；国家如果不实行礼义，它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国家的命运在于是否实行礼义。做君王的，尊重礼义，崇尚贤人，就会称王；重视法度，爱护百姓，就会称霸；贪求财利，多行诈术就会危险；玩弄权谋，反复无常而又阴险狡猾，就会亡国了。
尊崇天而仰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来畜养并控制它！顺从天而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控制天命并利用它！盼望天时而等待它，哪里比得上顺应时节并利用它！听凭万物自然生长繁衍，哪里比得上施展才能并变革它！空想着役使万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浪费它！仰慕万物生长繁殖的奥秘，哪里比得上掌握规律促进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去指望天的恩赐，那就不符合万物的本性了。
经过历代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就足以成为一贯适用的原则。朝代的兴衰变化，都应该用这个一贯的原则去对待。运用这个一贯的原则治国，就不会混乱；不了解这个一贯原则，就不会应付各种变化。这个原则的重要内容从来没有消亡过，社会混乱是由于使用这一原则发生差错，社会安定是因为使用这一原则完备正确。所以要以道所提倡的作为标准，符合道的就可以遵从，偏离道的就不要实行，违背道的就会造成极大的惑乱。涉水过河的人要靠指示水深度的标志走，标志不清楚，就会沉到水里；治理百姓的人要把道作为标志，标志不清楚就会使国家混乱。礼就是标志，违背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社会就大乱。所以道在各方面都很明确，外事内政都有不同的标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都有一定常规，这样人们的灾难就可避免了。
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事物是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看到某一事物的一部分，却自以为懂得自然规律了，其实是一无所知。慎子只知事物的后一面，而不知先前倡导的一面。老子只知道委曲求全，而不知道伸展抱负。墨子只主张齐同平等，而不提倡等级差异。宋子只知道人的**寡少，而没看到人的**向来就多。只知道居后而不率先倡导，那么群众就看不到前进方向。只有屈曲而不有所作为，那么贵贱就无法区分。只有齐同平等而不讲等级差异，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只强调清心寡欲而不照顾多种需要，群众就得不到教化。《尚书》上说：“不要有所偏爱，要完全遵循圣王的道路。不要有所偏恶，要完全遵循圣王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