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山的所有记者站里，财大气粗的当属杨阳领导的《劳动者之家报》记者站。当初设站时他们的定位是：吸纳经济富有人员加盟，形成队伍强大、财力雄厚的记者站，以便早日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赢。按照这个方针，招聘来的富人记者在加盟时，都自备有或是日本或是德国制造的“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还有几个小老板带来了小车加盟，这些车当然上不了档次，多是三四千元买来的二手三手“奥拓”微型车，也有夏利和富康，但这些装备一出现便使该站显得气势不凡。这些出门拎着“长枪短炮”驾驶小车的《劳动者之家报》的记者们以无冕之王而自居，走到哪里都颐指气使的，气势扎得很硬。人硬起来破车也跟着皮硬，虽说这些破车没有车牌户口，理应只有偷偷摸摸地在乡村田野上跑的份，可因为它的主人是记者，它们便也跟着张狂起来，挡风玻璃处插入一个“《劳动者之家报》新闻采访专用车”的铜牌，在海山的地盘上横冲直撞、畅通无阻，连执勤的交通警察、征稽处的车管人员老远看见这块金光闪闪的记者招牌便半睁着眼睛不敢搭理。之所以这样，他们知道哪天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有点小把柄犯在记者手里，就酿成了吃不了兜着走的大祸啊！而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井水犯河水那是胡整。
对于《劳动者之家报》的德行，其他驻站记者起先骂他们是“土狗扎得洋狗势”，败坏记者的名誉。然而时间一长，特别是当他们自己也有车后，感觉到在必要的时候这势也得扎，不说别的，有了新闻采访的招牌，连上了国道正常的过桥费用都能得到免除。
其实，《劳动者之家报》是与海山相邻省的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办的报纸，其级别和档次是“麻绳提豆腐——实在提不起”的事情，由于是外行办报加之经营不善，创办五年时间竟亏损了近千万。到九十年代初期，当地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兼并了报纸，注入新的资金，立即进行改版，按照报社重金聘请的顾问团各路高手的意见，为了贴近劳动大众，报名由以前的《劳动者报》更名为《劳动者之家报》，个体行业性质的报纸随之改为都市类报纸。改版后的这份报纸口气颇大，定位的口号是：管劳动者的大小事，给劳动者一个温暖的家，给都市人一份可口的餐。宣称要立足北方，走向全国，准备和已红遍全国的《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纸决一雌雄。读者翻开报纸后的第一感觉是，办报人好像根本就不管劳动者的事情，而是时刻在盼望着天下大乱，今天这里发生的爆炸事件，明天那里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永远是这份报纸爆炒的原料，编辑记者们总是喜滋滋地炒得不亦乐乎。炒来炒去的时间长了，这份报纸在北方地区真还有了点影响。
进入新世纪后，贫困的海山市因为探明的矿藏越来越多，逐步迈入资源开发的时期，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客商开始大量云集海山，大家憋足劲准备在这里淘到第一桶金。这个时期，《劳动者之家报》设在省里的记者站看好这里未来的市场，他们连忙给报社打报告，建议应抓住机遇抢夺市场，尽快设立省记者站海山分站。报告批准后，因为海山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贫困落后，省记者站里没人愿意下来当这个分站的站长，于是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启事。谁知启示一出便吸引了大批趋之若鹜的应聘者，等到正式开始招聘时，报名者足足有五百多人。面对如此强劲的后备力量，本已在省城各媒体泡了多年、成为新闻“油子”的省记者站何站长数着不菲的考试报名费喜上眉梢，倍感这个事业前途无量。等招聘工作到了笔试、面试三轮后，那些新闻学院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甚至连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一个都没入围，留下的几名全是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经营头脑的人员。到最后的时刻，千呼万唤的站长人选尘埃落地，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街头闲人，靠过去人们常说的“投机倒把”行当赚了几个钱。据说，他之所以在最后一轮中脱颖而出，靠的便是胆大一条。当时，四名候选人拿到的题目是：假如报社给你创造一切条件（包括发记者证、提供发票和足够的版面等），你要是当站长后一年能给报社上交多少利润？现在一次性最多能拿出多少站长保证金？看着题目，这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乡村小学没上过一天班的海山人杨阳，虽说兜里只有靠倒卖小杂粮积攒的10万元积蓄，可凭着他的胆大，竟然给出的答案是“一年上交50万元的利润和一次**纳10万元的保证金”，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海山记者站长的职位。
买得了职位的杨阳颇有头脑，他并不急于上任，而是不顾何站长要他尽快进入岗位的催促，继续留在省城，十分虚心地跟着何站长实习。凭靠着前几年倒粮闯荡商场的精明，他发现做记者其实一点不难，比如所有写的文章都是“倒金字塔”式的那一套完整模式，导语几句概括，内容随便展开，后面再加一句比如“此案正在调查中”的模糊总结，一条消息报道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即使在稿子里出现错别字、语病或者是更大的问题，都有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围绕基本的新闻事实逐字逐句地修改，替记者擦屁股，玩弄文字游戏。同时，他有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要当好记者必须有霸气，但这种霸气不同于领导的那种霸气，领导的霸气是颐指气使、不容质疑的，记者的霸气却是盛气凌人中的趾高气扬和咄咄逼人，他相信自己天生便已具备这样的霸气，绝对是当记者的一块璞玉浑金，只要稍微进行修饰雕刻，一定可以绚丽多彩，价值连城。
杨阳在实习中接到群众投诉说，一个派出所强行向辖区群众每户征收20元安全费，当拒交的群众到所里质询时，派出所干警竟以干扰执行公务为由给这几名群众戴上了手铐，并带回所里去“洗脑”。警察后来要打开手铐时遭到他们的齐心抵抗，说这手铐好戴难摘。警察用鼻孔“哼”了两声，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并要求他们写下悔过书，谁拒绝写则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妨碍执行公务的名义统统给予行政拘留。一听要拘留，这些老实巴交的群众害怕了，都按照派出所的要求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可当走出派出所后，大家的胆子又正了，互相一碰头，感到在民主和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己的事情比窦娥还要冤枉，一合计便写了材料给媒体举报。《劳动者之家报》接到举报后，何站长亲自上手，带着杨阳来到了派出所采访，语速很慢的何站长先是拿出记者证，公事公办地请派出所所长过目，然后询问是否有违法给群众戴手铐一事。见所长再三否认，他煞有介事地把杨阳隆重推出，介绍说报社对这起事件十分关注，专门从总社抽调出特派记者杨主任介入，准备进行跟踪报道，以配合全国公安系统的大整顿。被称为主任的杨阳紧张得不知所措，所以就啥话也不说，可他的不说话在所长看来那是城府很深，更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采访完大家分手时，所长打问杨主任的住址，何站长随口便说出派出所附近一个著名的四星级酒店，然后扬长离去。出了门，杨阳还在紧张地擦汗，何站长却笑嘻嘻地真把车开到了那所酒店。原来，他早已登记好房间，等待鱼儿来咬钩。过了一个多小时，《都市报》政法部主任把电话打来，询问何站长在哪里，主任说这个派出所是全省评选出的明星派出所，多年来工作很不错的，这次的事情属于偶然，目前所里立即进行了整改，还给当事人进行了赔礼道歉。主任最后说所长是他的老朋友，请何站长高抬贵手，给杨主任和报社做点工作，人家也不会亏待大家的。何站长心照不宣地打了几句哈哈，表态说给杨主任做工作倒是可以，不过，解铃还得系铃人。主任说那是自然的事情，所里会出面的。电话挂了刚一会儿，他们的门铃响了，所长一进门，二话不说把两条软中华香烟往写字桌上大大咧咧地一掼，然后掏出一个本子汇报他们所里的整改意见，记者走后干警们立即行动起来，现在都到社区里退款，力争赶明天全部退完。所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跟他们询问地说，俗话说得好，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也不改正，你们新闻监督的目的不也正是为了督促改正错误吗！还没来得及进行舆论监督错误就改正了，应该说我们都算是好同志吧！所长的话说得他们两个都笑了，嘻嘻哈哈中所长请他们吃饭，何站长以杨主任还有其它事情为由而婉言拒绝。所长看这情形，便掏出两个信封悻悻地笑着说，那你们自便，自便吧！想吃点啥自己去，大家也都很忙。所长一出门，何站长便拿起信封，看到两个一样的薄厚，便随便拿一个甩给杨阳，得意地说你小子也跟着老师沾光。杨阳自然高兴，兴奋之余还不忘说咱们赶紧退房，这样能省半天的房费，好几百块呢？何站长说你倒是心细，不过这事情难道还用咱们操心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所长应该早给酒店打过招呼不收钱了。要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也不会在派出所的辖区里要这个房间的。当然，咱们还是小心点，不敢在这里继续放纵，小心人家也设圈套。杨阳明白何站长说的“小心”肯定是指找小姐那类乌七八糟的事情，便附和说那是当然，小心没大错啊。次日，当他们离开结账时，酒店果然如数退还了预交款。
跟着采访了三四次，何站长的那些套路动作杨阳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而对于何站长本人的水平，他已在心里嗤之以鼻起来，因为看到了何站长在张扬后面的色厉内荏和底气不足。
从外表看杨阳真的其貌不扬，掉进人堆就像一滴雨珠掉进大海那样马上被淹没，从他爬着上“三菱”吉普车的动作估计，他的身高大概还不到一米六，他是头大腿短腰子粗，三十岁的年龄，长着一颗六十岁爱因斯坦般的老人头，满脸沟壑纵横，两只眼睛也一高一低。这两只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眼睛，像是京剧里有意识地用化妆手段提起的眼角，人工制造出鼓鼓的虎眼，虽然威风凛凛，可总是有几分虚假的成分在里面。总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这个人浑身都是猥琐的样子。
杨阳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老牌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大学一毕业便从省城分配到海山地区的一个乡政府里工作。看大学生写写划划，的确有些功底，乡里便把他放在文书的岗位，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明确说他就是乡里的文书。在忍辱负重的生活里，无助的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和农村姑娘结了婚，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一次，乡里的一个老地主拿出一份发黄的纸片要求做曾支援过革命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不可能给地主做，但他识别了这张黄纸片的真伪，原来这是给红军捐献过大洋的凭证。从地主的黄纸片里他想到，自己的老家是革命老区，当年如果家里的老地主前辈们没给八路军做过什么贡献，那肯定早就被砍了头。信心十足的他决定从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回到老家，极力唤起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爷爷的红色革命回忆。果真，在他的诱导启发下，老人想起曾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捐献过五十石粮食，土改的时候还主动拿出二十亩上好的水地给过贫苦的乡亲。在爷爷费力的回忆下，他找到了同样是耄耋之年的几个证明人，几经努力使全家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从此他也在政治上抬起头来，成为正式的乡文书。可刚更改成分后没两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地开始了，长期受到乡长压抑的他积极投身于造反运动，很快夺权当上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看来，人他妈的劣根性都是如此，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无官的时候他反对官，自己有了官职后便颐指气使成了变色龙，首先对结发的土妻子产生了厌恶情绪，常常以革命工作繁忙的名义不回家，后来革命到了浑身散发着铁姑娘味道的公社广播站播音员小贾的被窝里。
好日子来得快了，走得也很彻底，和播音员的鸳鸯蝴蝶梦缠绵了不长的时间，很快便被惊醒。那时候，冬日的夜晚是十分漫长的，特别是在广阔的农村里。那天，他慷慨激昂地对“地富反坏右”们开完批斗会后，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走了，便轻车熟路地又偷偷钻进乡广播站院子里。当时，广播里还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可两人不顾一切地亲热温存。联播节目播完后便到了全天广播结束的时候。两人正在大战，难舍难分里，两人的器官合在一起，光着身子同时挪动到了机器前，慌乱的幸福中只切断了转播中央台的信号，而发送本地节目的信号并未关闭，这样他们的活动便成了现场直播，翻云覆雨中的呻吟和对话瞬间通过电波传遍全公社，“你揩你的，我揩我的”，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对白。有了这档子事情，杨阳的父亲又开始臭不可闻了，更有对坐上“直升飞机”的他不满的人，重新翻腾起他家的历史问题，结果发现好多的疑点，包括给八路军捐粮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一旦再次打入地狱，那便直达十八层。最具有侮辱性的是他被人牵上毛驴倒骑着，后背挂一个上书“玩弄女性大流氓”的大牌子，胸前则挂着一串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那种千层布鞋，鞋底全用锥子扎开，鞋帮被撕成一条条的，意寓他是“搞破鞋”专家。多次游斗之后，他们全家一棍子被彻底打到深山里，成了地道的农民。当了农民后的他再没地方搞破鞋了，只得在自己老婆的肚皮上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