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这年头的记者比毛驴还要多。当然，不光是记者多，现在哪个地区和部门行业里不是人满为患啊!地改市前的海山地委、行政公署和纪检委、人大、政协两个工作组，拢共加起也就几百人。前几年地改市后，三套班子变成了五套，工作人员翻了三番还多。人多，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总不能因为人多就把中国人给美国、加拿大移民一半吧！真要移民那么多，估计美国也没多少精力管海湾和全球的事情了，一下子增加几倍的人口，又要吃饭、又要住房，还有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足够他们操心了，哪还有闲功夫管别人的事情。
海山市出产的海山驴，以易繁殖、好饲养、吃苦耐劳和精通人性见长，历史上在西北地区非常有名。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上山送粪，收获庄稼，搬运东西都使用上三轮、四轮和农用车等这些铁制家伙，毛驴劳作的历史使命自然完成。毛驴车逐渐淘汰后，人们自然不会叫毛驴们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于是便嘴馋地磨牙霍霍，瞄上了海山驴的肉质。卸下缰绳的毛驴们没享几天清福，便被成群结队地赶到屠宰场，可怜兮兮地成为人们的“刀下菜”。海山市还应用而生地建起了一个专门生产驴肉的特种风味食品厂，打出“天上的恐龙肉，地下的海山驴”的广告词，在报纸、电视和广播里漫天飞，一时间从省里到全国都知道了海山驴是优良品牌。驴肉如此好，驴肾这种大补的玩意更不错，在当今各种“肾”事大肆横行的年头里，优秀人士们岂有视肾而不馋、不想进补的道理？于是，人们对驴肾更是趋之若鹜，多少眼球盯在驴肾上后，价值规律自然便发挥其重要作用，一时间里一条最普通的驴肾也爆炒到500元以上，属于青壮年的那种个大、体重的驴的大“家伙”，常常是无货可供，即便有货也只供给官场或商界的重要人物。有故事说，海山市畜牧局为了上马一个胚胎移植项目，拿了几十条驴肾送到省厅里活动，鉴于肾与肾之间大小、长短、效果的差别，临装车打包前均按照质量和重量的不同，依据正厅、副厅、正处、副处的职位严格排序，然后把领导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包装袋上。驴肾送到省厅后，办事人员看到如此贵重的东西也不敢马虎处理，便把东西统一搬运到会议室里。等到会议一结束，工作人员把驴肾一字排开，照着包装袋上的名字叫喊着发放：这条是张厅长的驴肾，那条是马厅长的驴肾……一时间，整个厅里弥漫着臊气浓烈的驴肾味道。
海山驴肾知名度越高，价格越贵，当地各级政府的支出便越多，方方面面凡是张口来讨要驴肾者，来头都不小，地方上一个也得罪不起。长期这样下去，本来财力捉襟见肘的海山各级政府和机关单位，只得东挪西凑筹措资金，有时候甚至把职工工资挪用去买些驴肾送给四面八方的关系。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职工们当然对海山驴恨之入骨了，希望该死的毛驴尽快灭绝。其实，人类一旦动了屠刀，再凶猛厉害的野兽也会变成“四喜丸子”的，何况温柔善良的毛驴呢？屠戮中，毛驴呈几何级数的减少，甚至有人戏谑，应该建议政府出台毛驴保护办法，否则过不了几年，海山毛驴兴许会像蒙古野驴那样成为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海山毛驴减少的同时，全国的记者队伍却像春天里割过的韭菜地，借着刀口的“杀劲”见天里地在“疯长”。报纸的新品种很快便多了起来，都市报、生活报、美容报、电视报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原有的那些老报纸也不甘寂寞，隔三差五地扩版或改换门庭，不遗余力地变换着品种和花样，调和各种人士的口味。各级电视台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地市级办，接着县区一级比赛着办，到后来条件好点的乡镇也东挪西凑地融资大办电视台。至于条件实在太差办不起台的乡镇，也不甘示弱地在乡镇放大站上自办起节目。频频出现在屏幕上的乡镇书记们很快上镜成瘾，像是战场上的指挥员，每天不在自己的阵地上发号施令，便憋得难受，特别是酒足饭饱之后更是需要在自己的阵地上找点情趣，面对自己的子民们说点疯话、醉话，耍出领导的威势来，因为这样的气势是花钱都难买到的高级享受呀！
迅猛发展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形势，催生记者队伍变得庞大而复杂，再加上鱼龙混杂的假记者、媒体招聘来专门拉广告的人员，说记者比毛驴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迎合出现的良好势头，“记者节”的设立大概是最好的解释了。国家设立节日是好事，在大力强调行业形象、树立自我意识的今天，又有哪个行业系统不希望有自己的节日呢？有了节日至少能多出一个休息日来，并能在节日期间冠冕堂皇地享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慰问。节日对本单位而言，平时想给大家搞点福利待遇，因为没啥正当的由头，深恐被有关部门今天检查明天审计，如果一旦有了自己的节日，各种不合理开支都可以放在节日里变通处理，谁叫我们国家是礼仪之邦，是一个注重人情和喜欢过节的民族呢。但是，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节日实在太难了，好多年来直接面对群体的也就是一个教师节，而涉及面最广泛的另一个半边天——几亿男人们强烈呼吁的“男人节”，则是千呼万唤不出台，引无数男子竞折腰。可是，记者节却在人们不知晓中突然冒出来，大概是对这支发展迅速、地位高贵的无冕之王的最高礼遇了。
记者既然比毛驴都多，要见记者便也毫不费力。放前些年，别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省报这些大牌记者了，一般的老百姓即使想要见到一位海山当地的记者仿佛也是在登天，要见记者要比见市里的领导们都难上几倍。而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报纸电视里到处公布新闻热线电话，记者到处大把大把地撒着名片。街头上，专门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开着各种交通工具满天里飞。只要哪里发生点意外事，比如热水器短路烧着了，即使统共只烧了一把椅子两个沙发用一盆水便可浇灭火的，人家连消防队都没给打电话，记者却像电影里来无影、去无踪的“李向阳”，一时半刻便会冒出十个八个的上门采访。
对于问题性报道，记者的采访角度五花八门，但目的大都一致。海山郊区有座水库发生了意外事故，原因是那年夏天有几个高中生扭开水库仓库的门锁，偷偷地将用于捕鱼的小木船放进水里玩耍，不慎翻船致四人溺水而亡。悲悲戚戚的死者家属本想闹事，但看着自己孩子扭坏的库房门锁，只得悄悄地拉走尸体并很快做了处理。可事过三天后，有家媒体知道了此事，便找到水库采访，先是以安全问题要挟，然后拐弯抹角地叫水库管理处出上一万元赞助费息事宁人。水库方面想，死者是私自盗窃木船进水才发生的意外，这和单位没一点儿干系，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赞助的要求。这下可捅了大乱子，该媒体马上真的把此事捅了出去，导致以后的日子里各地媒体的记者接二连三走马灯地前来采访。县水利局领导在把水库管理处主任骂个狗血喷头的同时，为了封口县局准备了5万元现金，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对事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水利局长针对有记者提出“不管船是怎样放进水面的，船总归是水库所有，人也死在水库里，所以责任应该由水库来负”的问题，干脆回答说，假如杀人犯进家里把主人杀死了，就因为用的是主人家的刀子，主人就应该对自己的死负责任吗？局长的话尽管强硬，但对于这些“无冕之王”又不得不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新闻通气会后，下面的办事人员站在楼道里对退场的记者逐个通知，请大家到办公室里领取“补助”。本来预计领补助人应该是那些鱼龙混杂的记者，对于一大半真记者而言，他们不会败坏无冕之王的名誉，掉价到为几百元补助而丧失人格的份上。谁知，大批的人一下楼均直接涌进了办公室，没等领钱的表格制好，便蜂拥而至伸长了手。工作人员发钱时，以证件为发放凭证，凡拿出记者证的，不管上面盖没盖有新闻出版署的大印，甚至也不管真假证件，一律按照中央媒体500元、省级300元、市级100元的标准统一发放“补助”。即使是这种一手验证领钱，一手在发放卡上签名画押的苛刻办法，还是引发了记者的火爆，长队甚至排到水库管理处的院子外面，有人甚至重复领取，一位年轻记者连续三次排队领钱，厚颜无耻的举动叫主人不得不采取行动将他强行驱出队伍。后来，补助发放者找出红笔，在每个记者证上划一横道做上标志，方才制止了重复领补助的人员。水库管理处发放补助的消息马上传进了市区，许多本来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接到电话，很快便骑摩托车或坐出租车纷纷赶来。看着这样的场景，发钱的人们连连感叹：连这些文化人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这个社会还何谈什么道德伦理!
对于监督性的报道，被监督单位花钱消灾属于十分正常的事情，问题是那些报喜的消息报道，有不少也是需要“出血”才能刊登。海山街头有一个修摩托车的个体老板，几年里先后收养了三十多名孤儿，他的事迹经《海山日报》一篇五百来字的小稿子宣传后，竟引来省内外三十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神通广大的记者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位个体老板的手机号码，采访他的电话便此起彼伏，附近的几家媒体派记者找上门来，都对他如何靠修小摩托车成为大款的经历感兴趣，尽管他一再解释自己只是个小个体户，压根不是啥大款，但记者们死活不相信，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没钱咋能养活起三十多个孤儿。采访到后面，这些媒体无一例外地都要收取宣传费，小到三五千，多到一两万。事实上，由于收养了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小老板的生活已日渐窘迫，哪还能拿出余钱搞宣传啊！但他的话被记者认为是客气，继续进行骚扰。后来他吓得关闭了修理铺，到乡下亲戚家躲了几十天。这事都过去几年了，可现在谁在他面前提起记者，他便打起哆嗦。
新闻事业的高度繁荣，在经济不发达的海山市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前，仅《海山日报》和广播站两家本地市级新闻单位，外来的只有省报驻海山记者站的一位记者。各县只有一个广播站，每天播发半个小时的自办新闻节目，其它时间都是靠转播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过活。现如今，市里的各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差不多有十多家；省里和挂靠中央一些协会甚至外省一些市级的不知名报社、电视台和杂志社在海山设的记者站却超过了二十家。无须讳言，在这些记者站里，“大哥大”理所当然地首推省报。多少年来，省报仍然沿袭着“一贯制”的办报模式，面孔已经老得没了形，但它毕竟是省委机关报，是从省、市到县乡各级机关干部的主要精神食粮，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首选报纸，也是全省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所以省报的地位成就了记者站的地位，无论多少家媒体都不会被撼动。近几年，省报也开始改革，把创收列入记者站的主要工作范畴之一，扛着这面“大哥大”红旗，记者站长雷向阳势如雷霆万钧的“泰山一青松”。
雷向阳老家在海山市的一个小县，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拗不过老年得子的父母念叨，更重要是舍弃不了那个已经定了婚、住进家里且几年如一日照顾年迈父母的小媳妇何花花的情分，他只好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扛着铺盖卷回到县里。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在一片惋惜声中，赠送他许多新奇的礼物：有给他电子表的，有给何花花送发卡、胸花的，有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送他一台砖头式的录音机。而他却在万般无奈中，花了10元钱在街头买来一包当时鞋上流行挂的那种铁掌，回赠给大家。他狼狈地说希望同学们在大都市里把鞋钉得结结实实的，好好逛大街。雷向阳抱憾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后，迎接他的盛景比当年考上大学还要轰动，县里领导亲自召开座谈会，表扬他不辜负家乡父老的厚爱，学成回来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品格，鼓励更多的青年人要像他学习。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表示在全县的党政企事业单位任他挑选。挑来拣去的，他觉得只有县委宣传部或是广播站才和自己学习的专业真正对口，便到宣传部做了一名通讯干事。干的时间不长他便厌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