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