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至《四魂集》，各体具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也有人更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佐，诚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佐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世俗常人有很大不同，易顺鼎尤其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自然就看不到多少障碍。
易顺鼎放浪形骸，他喜欢做官，却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己亥年（1899年）冬，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荐举，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问了些江南的情况，哭庵一一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容易转移。转移至何处？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乱世浮沉
文人狎伎，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好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觍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了催情药，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湘中大名士王闿运曾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这样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演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捧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弛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双方（哭庵和张謇）墨守输攻，第三方（樊增祥）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古今第一人。哭庵与老情人何翠琴住在一起，又与天桥艺人冯凤喜过从甚密，但他意犹未尽，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依然倾心以予。起先他最喜欢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的家中看望她，以博美人一粲为快。他每次登门，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索性也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并拜他为师，学习诗文。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不得已只好悄然引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画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裁，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位的心思便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眼中除了有一个鲜灵芝，早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不禁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痴癫，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你也许会说，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只三月，即因忤逆上司意旨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不切实用），逼他愤而离任。哭庵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其《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了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其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得多！
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他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自尊，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920年，哭庵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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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易氏作家群》（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易顺鼎《盾墨拾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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