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来的院长朱家骅辞职。11月3日，评议会选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4日，蒋介石便圈定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氏正因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决心回去，加上那时台湾局势暂趋稳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湾过几年安定日子，了完学术上的旧债，便欣然应命。不久，胡适给陈之藩写信，即说到他已决定回台北去。信中写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的书写出来。①

    这年4月6日，胡适便飞离美国，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常

    那天到机场欢迎胡适的，有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陈诚及各机关官员、友好和青年学生，据说有五六百人。连八十高龄的于右任老先生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胡氏被围堵在飞机的舷梯旁，与官员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学生社团的旗下照相，又对记者谈话，闹腾腾的。第二天，又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很高兴。

    1958年，胡适与陈诚

    1958年，胡适与于右任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长，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这天，蒋介石以“总统”之尊亲临致词，对胡氏恭维颇多。胡适则忙着握手，致答词，接着又选举新院士，热热闹闹，忙得他满心欢喜，满脸微笑。

    1958年中央研院在台湾重建，首届院士合影。前排左至右为程天放、张道藩、王宠惠、胡适、朱家骅、王世杰。

    从此以后，胡适在台湾生活的近四年时间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民主自由”，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例如：

    这年11月，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

    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

    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

    1960年6月，他所崇敬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胡适参加了欢迎宴会，并与艾氏同到圆山饭店晤谈。

    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

    四年间，他主持的三次院士选举，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杨联升、任之恭、梅贻琦等30名新院士；他的许多旧著在台湾重印，还影印了他心爱的宝书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外，更有经常的演讲、宴会、拜访应酬，以及献花祝寿等许多热闹事，报纸上也不断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70大寿，祝寿的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了好些天；蒋介石也赠以亲书的“寿”字镜框，还特意在官邸设宴为胡适祝寿。②

    胡适在病床上过了七十大寿，财政部长严家淦前往台大医院探视

    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说是知遇特隆，应该满意的了。

    然而，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是并不平坦的，在知遇和热闹的背后，许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牵连，接连发生。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使他不能不忧虑。当年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在四十九年最后一次赴美以前的某一个晚上，我亲记得他对我说：“我不在美国，我的太太一人要计划自己出资，借南港一块小地，建一所小屋，身后即送与研究院。我想，在那一晚对我说话时，那一笔钱是没有了。听说，他曾退而求其次，打算筹集一点小款，在台北市内顶一所小房子，备胡夫人回国居祝据王志维先生(他受托处理胡先生私人收支)告诉我，少数版税(胡先生在台印书，多半不收版税)的收入，经他尽量设法积存，付一所15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我想，其余就不必深问了。

    后来胡夫人是回国了，我想胡先生的经济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善，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③

    “人怕老来穷”，人们由此大约也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罢。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④ 据杨树人先生的文章说，胡适回到台湾的第二天，即有人送给他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这是一本滥用“学术研究”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书，共收四篇文章：有的说胡适自己想当领袖，他的公式是：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有的攻击胡适当年打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而今提出“三无”总统“何尝不是要撤销今日台湾的国防呢？”很明显，这些是对胡适那篇为蒋介石祝寿文的反攻。有的则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铺路，因而使国民党丢了大陆。而作者认为“不料有人说胡博士要到台湾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倘使他不肯饶在台湾避难同胞的命，还要把复兴基地台湾讲掉，那我们黄帝的子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这就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归罪于胡适了。书末还附载“寿联”几副，说是“转载社会公论”，实在都是肆口谩骂的无聊文字，笔者不屑于引录，以免污了读者的视听。

    《胡适与国运》的文章显然没有什么学理可言，胡适本来也不必理会。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却十分诡秘，成了台湾现实政治风雨中一本神秘的怪书，又难免引起胡适的烦忧。这书的出现恰恰是在胡适返回台湾的前夕，显然是要给他一个警告；而书刚一出现，台湾的行政院秘书处便立刻函请治安机关予以查禁，台湾各报也一致谴责，算是给了胡适一点面子。但后来事情愈演愈迷糊，台北市政府甚至也避免对这书的作者执行罚款的措施，而把案子送到法院去，便没有下文了。到“五四”这一天，台北各处的书报摊上忽然又出现了《胡适与国运》这本“**”，第二天，《联合报》第一版又登出大幅广告，由“学生书局”出面，声明“印行本书，俾免以误传误，影响胡适博士的声誉”，居然大量公开发售，每册定价五元。⑤ 这还不是对胡适的一个打击吗？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的舆论。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是蒋经国的羽翼。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⑥

    胡适也确乎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⑦ 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