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逃离大陆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势不可挡，他无可奈何，满腔怨愤，在上海登上海轮，便想起与雷震等一些朋友筹创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觉得，今后“与**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① 因此，他给将要创办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他于是拧亮台灯，抽出钢笔，在船上写下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刊词。

    文字不算长，全录于下：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按，指蒋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②

    这就是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定下的调子：**、鼓吹民主自由。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这个政论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创刊了。刊物封面上印着“发行人胡适”赫赫五个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创刊号上，作为这个刊物鼓吹**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这四条“宗旨”，作为他们坚持**与民主自由的旗帜。

    《自由中国》创刊的时候胡适远在美国，“发行人”其实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儆寰)。那时，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适的名字在混乱的逃台人员心目中仍不失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有他挂名的杂志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国》办得倒也顺利。但胡适向来信奉孔夫子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１既然挂了名，怎能不实际干呢？他从纽约邮寄了几篇文章给编辑委员会，都是**宣传文字。③

    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虽然也持**立场，却对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亦有所非议，于是遇到麻烦，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压力与劝说下被迫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也向台湾政府表示抗议。信中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④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胡适致雷震这封信在《自由中国》刚刊出，刊物又遭禁忌。9月1日台湾当局议决：1.全部收购(该刊)；2.令停止出版；3.令停寄美国西部。至4日才又开放。⑤

    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讲学。那天上午，到台北松山机场来欢迎胡氏的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数百人，《自由中国》杂志社的雷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也到机场欢迎，场面颇为热烈。

    因为胡适从美国来，台湾局势虽然渐趋稳定，但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都特别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及台湾的前途，都想听听“美国通”胡博士的意见，所以各方人士对胡适的台湾之行都寄予极大希望，都想请他演讲，或请座谈，或拜会。除了在学校讲学之外，公开演讲也不少，几乎没有间断的讲演，有时一天连讲几场，素来声音爽亮的胡适嗓子也沙哑了，不得不去请教喉科大夫。

    他的这些讲演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概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鼓吹**反俄；(二)鼓吹民主自由；(三)提倡治学方法。胡适在台湾一个半月讲演讲学的纪录，后来由自由中国社汇编为《胡适言论集》，交台北的华国出版社印行，⑥ 版税收入便全部捐赠给了《自由中国》杂志社。

    胡适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的纪念——又是讲演，又是题辞，又是合影、座谈。胡适乘机再次请求辞去“发行人”名义，因为他远在美国，不能负起言论的责任。编委会这时才接受胡适的意见，从第8卷3期起改由编委会任发行人，后来又改为雷震。

    1953年1月，胡适晋谒了逃踞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国。

    这次台湾之行以后，他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支持更积极了，不仅自己不断航寄文稿，还鼓动当年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自由中国》从此又颇为兴旺活跃，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都颇有影响。

    但三四年之后，《自由中国》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

    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

    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