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逃离祖国。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便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令人振奋的特别气氛。现在的纽约只是冒险家的乐园，百万亿万富翁的天地。

    胡适逃亡出来，既不挟巨资，只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又无冒险的本事，只是一个年老多并手难缚鸡的书生，在那绝情寡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他能不着急吗？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在纽约街头随处可见，那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更使胡适绝望烦恼。在华盛顿，那些国民党的美国朋友们也一个个充满失败心理，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感到无脸面见人，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碗放筷子，饭后又把剩饭菜和器皿搬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纽约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他的老来勤快，也正是“老来穷”所逼出来的啊！

    1958年，胡适抱着孙子胡柏堂

    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点有限的存款怎够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那时结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１① 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连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没有。唐德刚写道：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颇具男子气概，胆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贼，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③

    但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胡适当时无事可做，读书人也大约只能与书打交道，竟屈就了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职务。④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呕心清点整理。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便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重视。这个书展结束后不久，两年合约期满，胡适便推荐童世纲担任该馆职务，他自己应台湾大学等校的邀请，于年底飞返台湾讲学去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在离开大陆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即将“引退”的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 话虽如此说，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适离开祖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明确交待了此行的任务。信中说：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⑥

    胡适也颇为尽忠。他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rge 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⑦ 事后胡适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⑧ 由此可见，胡适的使命完成得并不怎么好。

    刚好这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更使胡适失望和丧气，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直到12月8日，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又赴华盛顿，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⑨ 演讲虽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但胡适在纽约的寓公生活“精神上十分苦闷”，读了“White 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久居美国，想回去做点事。⑩

    在胡适流居纽约、思想苦闷的日子里，大陆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这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良好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应该说反映了**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胡适得读以后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文中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胡适的小儿子思杜追求进步，不愿跟他父亲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后，他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发表文章批判他父亲，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说知子莫若父，硬说那篇文章一定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11 后来，连他内弟江泽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别人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12 显然，大陆朋友的规劝并没能改变胡适的政治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听到消息颇为高兴，他认为“美国领导出兵制裁**对韩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东亚的命运的转机”，也是整个“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难得的一个“转机”，并希这场战争能够“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国恢复中国大陆，拯救中国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一条大路上去”。13 这也正是当年蒋介石政府许多人士的幻想。

    这年七八月间，胡适花40天工夫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题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14 登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0月号上。文章三万余字，主要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艾奇逊)等人说的**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而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并且指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出卖了中国，以致“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韩国(虽则此处没有提到她)甚至于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都已经被确定了，而历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这是一篇为蒋介石政府失败辩护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