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
胡适心情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
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
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
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常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 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 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 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
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
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幢。⑨ 应该说这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的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１⑩
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他虽然拥蒋**，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11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12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13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14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15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煽动的，**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