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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话文与“大众语”(2/2)

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因此,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⑨ 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与鲁迅的观点也颇为近似。胡适在文化上毕竟还有一点民主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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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致罗家伦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502~503页。此信未注时间,约写于1928年。

    ②该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原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

    ③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等文章,分别载南京《时代公论》第110、114、117号。

    ④任叔永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09号。胡适的文章原载《独立评论》第109、146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⑤参看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分别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在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申报·谈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日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正潜伏着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成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

    ⑦参看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页、500页。

    ⑧参看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门外文谈》(十一),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78页、101~102页。

    ⑨《大众语在那儿》,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