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 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③

    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④ 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

    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

    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⑤ 可见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⑥ 因而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⑦ 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⑧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他说：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