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中钱玄同就说过，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自己也不再辩护，却我行我素。办《努力》周报以后，他竟两次进宫看望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即所谓“二进宫”，最遭舆论的反对。
事情是从故宫里装电话引起的。
原来，辛亥革命时，南方革命党与清廷代表袁世凯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由袁氏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①
根据这个荒唐的“清室优待条件”，② 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之后仍称“皇帝”，仍用宣统年号，仍“暂居宫禁”，并无期限，由民国供给巨款，仍然在紫禁城里过着原封不动的帝王生活。
溥仪当时年纪还小，小朝廷里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识渐长，梦想“恢复祖业”，故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洋师傅庄士敦的介绍，他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也知道了白话文运动，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但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们却十分保守，每用“祖宗旧制”来限制小皇帝的越轨行为，企图维持小朝廷的安宁。
皇宫原先没有电话，有一次，溥仪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溥仪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挂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
为了进宫，胡适先去访问了庄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记里记载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的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③
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森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
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颇详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们)谈了20分钟，就出来了。④
这件事后来在宫内宫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点风波。据溥仪回忆，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⑤ 而京中各报也都当作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文中交代了与日记所载相同的会见情形之后，便指责别人说：
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⑥
胡适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溥仪，觉得这是“很有人味儿”，一般来说似乎很合情理。他还为此写了一首小诗，题为《有感》：
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但溥仪却不是一般可怜的寂寞少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