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胡适，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与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一群学生关系亲密，自不待说，对于一些素不相识的无名青年，他也时加爱护、鼓励和帮助。
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了一篇传。传主李超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厚。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 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辗转来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旧家庭和传统势力的迫害，后来竟完全断绝她的学费用度，“一钱不寄”，更使她忧愤与贫病交加。这年8月间，20刚露头的这个青年女子终于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惨的，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个破庙里，家里也不来过问，后事都亏她的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整理李超的遗物时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经过分类编记，送到了胡适手里。
胡适并不认识李超，大约也从未见过面，但他读了这些信稿以后，对这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觉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胡适说：“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于是，胡适以当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人的地位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传了。① 他凭着李超生前的往来信稿作素材，平实铺陈点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分明表现出来。写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写信劝她排解心事，说了一句极伤心的趣话：“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则有钱而不得用。”胡适大为不平，并借此评论与质问道：“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但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 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 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 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
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时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
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
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
我怎敢爱伊？⑥
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 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地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