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①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次，他提出“诗国革命”的要点，说是“要须作诗如作文”，保守的梅光迪听了大不以为然。又有一次，胡适批评任叔永的诗，说他用的“言”字和“载”字都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任很不服气，梅也出来打抱不平，反对胡适用白话做诗的主张。于是，胡适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做一首白话的游戏诗回答他们。这诗有一千多字，我们且录中间的几句，见识见识：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②

    这是胡适第一次试验用白话做的韵文，实在不能算作“诗”，故任叔永说他的试验“乃完全失败”，梅光迪则大加讥笑，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两人的批评诚然有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不过是“打油诗”、“游戏”而已，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胡适尝试用白话作诗的勇气。他们的嘲笑和反对，又更加促使胡适决心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堡垒。

    但是，谈何容易！要征服诗的堡垒，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但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要征服它，谈何容易！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诗还没有写，将来出白话诗集的名字也预先取好了。那天，胡适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读到卷三的最末一首诗，是咏能仁寺石象的，诗云：“江阁欲开千尺象，云龛先定此规模。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③ 放翁这首诗大约别有所指，但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说法。他要反陆游诗而用之，认定“自古成功在尝试”，因此便借放翁这诗的“尝试”两个字，把自己将来的白话诗集预先定名叫“尝试集”。

    他还写了一首诗咏他的“尝试主义”，题目就叫《尝试篇》。诗前有小序，中说：“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古来说大话的人尽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梦中夺得松亭关’，日日高谈‘会与君王扫燕赵’。究竟他真有这种本领没有，若没有尝试谁能知道呢？还不是一些纸上的大话吗？我因为不承认放翁这句话，故用‘尝试’两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又作这诗表示我的态度。”④

    《尝试篇》完全是说理的，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虽属白话，却没有什么诗味可言，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愿大家都来尝试”这种尝试的精神和他的决心和勇气却是很不错的。

    尝试白话诗，胡适也尝到不少甘苦。他起初只是单身匹马，没有同志，难免有一种孤单寂寞之感。有一天，他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吃完自己做的午餐，正向窗外眺望。远处，赫贞江静静流淌；近处是一大片蓁莽丛林，点缀着几簇野花。忽然，他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头翩翩飞来，过了一会，一只蝴蝶飞下去不见了，另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悄悄飞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胡适不觉神与物游，触动自己寂寞的心境，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叫做《窗上有所见口占》。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⑤

    这便是胡适当年孤单寂寞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初作白话诗时不仅没有同志，还遭到留美朋友们的反对和嘲笑。经过几番笔战，胡适觉得空道理说服不了别人，于是专心“实地试验”，意欲用作品来证明以白话作诗的主张。他作了《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等几首诗以后，居然也得到朱经农、任叔永、杨杏佛等反对派的称许。

    朱经农不但不再反对白话诗，自己也作起白话诗来了，且欲再挂“白话”招牌。他寄给胡适一首白话诗，其中云：

    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

    ……

    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

    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

    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⑥

    经农的诗虽然也无什么诗味，中段还有很坏的诗句，但胡适见了却十分高兴，总算减少了反对势力，争得一个同志，故答诗有云：“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

    然而毕竟同志太少，白话诗作的水准也不高。直到1918至1919年间，尝试作新诗的人才渐渐多起来。胡适自然很高兴。他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⑦ 钱玄同也为胡适尚未问世的《尝试集》先作了一篇序。⑧ 胡适不仅多有同志，也有了知音，他也就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了，白话新诗也越做越有劲，越做越像个样子了。

    尝试了整整三年，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