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⑦ 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⑧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也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⑨ 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

    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小说中骂“狄莫”、骂“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还骂得更刻保这不是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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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 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

    ②《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

    ④《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

    ⑤同注③。

    ⑥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⑦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独立》一文，均署张厚载。

    ⑧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

    ⑨同注⑧。（三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