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

    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

    林纾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①

    林纾

    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林纾的小说有一篇叫《荆生》，② 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这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③

    林纾的另一篇小说叫《妖梦》，④ 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⑤

    1921年冬天的胡适

    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

    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是林纾在那里时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