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他离开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① 当时在哥大的中国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抖了起来，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胡适（前排左一）1916年与教授和同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合影，后排左二为蒋梦麟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有的对胡适影响很大。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 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有的颇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②

    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的影响，而厄德诺也成了对胡适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一个人。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丁龙讲座”是美洲大陆用特别基金设立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其来由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华工名字叫丁龙，在美国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赠送巨资(据说是两万美元)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后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了“丁龙讲座”，以纪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华工。

    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提议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中西兼学，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③ 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 Dewey)。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他说：

    康奈尔的塞基派的哲学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士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郐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④

    对胡适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杜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大时杜氏已经是快60岁的老头了，高高的个儿，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虽不须髯飘飘，却也颇具学者风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杜威教授

    杜威还是教育学家、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却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说他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大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人住在纽约河边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这个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有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们。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请参加杜氏家庭这样的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那么，实用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潮呢？

    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实用主义（胡适译为实验主义）是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之后，北方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势力获得了广大的活动区域，技术水平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