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是一位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上佐人的第五个儿子。
日本被占领期间，长子继承权被废除了。在此之前，长子以下的儿子们经常被别的家庭收养。吉田的养父是一位叫吉田谦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实的家产。
1906年，吉田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或许是由于他的乡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国供职，那里是外交官们升迁的一条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从家里继承过来的高标准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顾问。
牧野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让四十岁的吉田同他一起参加活动，这大大地提高了这位年轻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怀着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充满乐观的态度去凡尔赛。根据威尔逊精神，牧野建议在条约中加进明确规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条款。但是，对日本和它日益增长的海军势力深感疑虑的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一条款。吉田发现，明治维新的理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都敌不过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严酷现实。他悲伤失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是在1964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在大矶的庄园吃晚饭。时已八十六岁的这位退休首相长时间地回忆了他在凡尔赛的经历。他说，他经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能够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了。我发现，吉田从未因有这些经历而使自己对英国和美国耿耿于怀，这给予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吉田在年青之时，就已具有伟大的个性和强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会对他还是发生了影响。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增加了。美国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对保证日本产品在亚洲有畅销的市场和为日本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等问题，日益感到关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担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时，为他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满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绝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时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军国主义之时，他开始和军国主义分道扬镳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驻外大使们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尔赛呆过的爱德华·豪斯上校——大战期间，他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个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也给德国人提出过同样的忠告——豪斯说：在解决对外纠纷中，如果日本采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话，明治时代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
受到明治以后亲西方传统的儒染的吉田，此时已成为一位国际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日本后，把豪斯的口信传达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们"对他的嫌恶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变的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政变——政变中，牧野伯爵险些遇难——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担任外相，希望筑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防线。但这个提案被军方否决了，吉田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他的这一任命是幸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使吉田离开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于"秘密侦探"的滋扰，军方的对手们处于危险之中，备受磨难、监禁，有的甚至被暗杀：其次，三年的时间里，他对英国政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温和的亲西方的政治哲学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如果明治维新派们的梦想后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在许多方面就可以变成英国式的了：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和坚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强大而卓有影响的岛国。京时，这所军事监狱遭到了直接破坏。于是，他被转移到郊区的牢房里。（他后来写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烧死了，那将是多么不幸。"此后不久，他就获释了，回到了位于东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矶的庄园，在那里休养。他错误地认为，他将会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退休外交官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在日本被占领期间的一天凌晨，吉田驱车在大矶和东京之间一条被废弃的公路上行驶。"两个美国大兵突然出现在面前，向我的司机打手势，要他停车。"他后来写道，"我猜想他们是要拦路抢劫。但是，他们原来是想返口东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于是让他们搭上车。"我们没走多远，他们递过来了巧克力，然后嚼着口香糖，最后又递给我雪茄。"
这是吉田特别喜欢的故事之一。"我记得我曾经这样想过，"他写道，"他们当时的这种做法，就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国人这种内在的优良本性，使日本被占领期间完全没有发生冲突。"我在1953年遇见一群自由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似乎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我，日本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反美情绪，但这并不是由于美**队的行为引起的。
美国的友好，肯定是对日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态度接受了被打败的现实，并坦荡地接受了伴随失败而来的变化。麦克阿瑟立刻意识到，日本人民这些素质，将使日本在进入被占领状态后，能够有一个成功和令人鼓舞的开端。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在那里设立了临时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飞行队员和25万武装的日本士兵。虽然世界大战在两星期前结束了，双方仍以高度不信任的态度互相注视着。
许多日本人预料，获胜的美国人占领他们的国家后，会象他们自己从前所干的一样：奸淫掳掠。反过来，许多美国人则担心天皇会带着他的残余部队逃进山里，进行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在菲律宾进行过"死亡进军"和在硫球岛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上敢于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这支军队会很快投降。
除了麦克阿瑟自己之外，别无他人。他还不顾助手们的劝告，坚持独自在完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在横滨着陆。他甚至不许他的助手们带随身武器。他确信，显示出绝对无所畏惧，比炫耀武力更能使不顺从的日本人驯服。这是一场特殊的赌博。但麦克阿瑟做对了，他在横滨安全着陆。邱吉尔把它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成中最勇敢的一次单独行动。
正是用了如上所述的这种方法，麦克阿瑟实际上也已成了菲律宾人民崇拜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并与日本人民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基于绝对相互信任的关系。他总是用这种令人鼓舞的信念来巩固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英国人、俄国人，甚至华盛顿的一些人还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战犯处理。这位天皇也破例地到美国使馆去，向麦克阿瑟表示，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
但是，这位将军看到了日本民族对天皇的敬畏。即使在投降后，他仍然是把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的精神支柱。裕仁在1945年8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他的人民"忍受不能忍受的东西"和投降，这是麦克阿瑟能够在横滨安全着陆的一个原因。麦克阿瑟很快又喜欢上了读书，对当时门庭冷落的这位高贵的君主也不摆架子。最后，这位司令宫决定保持天皇的地位，在整个占领期间，与他和睦相处。按照麦克阿瑟1947年颁布的宪法，裕仁成为宪法上的君主。宪法对他的礼节性的作用有许多具体的限制。当时，麦克阿瑟还收到许多反对这一决定的劝告。他能作出这一决定，除了他的洞察力之外，还出自于他对他所管辖的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深切了解。
后来，麦克阿瑟并没有完全废除天皇从前的那种绝对权威和把它转为己有。他把他的常驻日本司令部设在皇宫护城河的对岸。他在五年的统治中，就象裕仁以前一样深居简出和神秘。每天，人们只能在他的办公室、他在美国使馆内的家或在往返这两处的途中见到他。1945年到1951年间，他只离开东京两次，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在此期间，裕仁则到工厂和农场巡视，有时在棒球场上出现，还到他的人民中间去，这在从前是没有的。虽然权力已经从他那里转到了麦克阿瑟手中，-1952年，又转到了人民手里-但仍然给人以一种感觉：麦克阿瑟将军就象以前的幕府将军或明治维新派一样，依然是奉天皇的旨意来治理国家的。
一位日本人在谈到麦克阿瑟时说，"天皇再也找不到一位比他更好一点的人了。"
虽然吉田是一位议会民主的拥护者，但是，他赤诚地效忠于天皇。他认为，麦克阿瑟对天皇的上述做法，是对日本的占领获得成功的原因，它比别的因素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吉田对麦克阿瑟十分爱戴的原因。
1946年，当六十六岁的吉田成为日本战后的第三位首相时，他感到相当出乎意料和勉强。由于麦克阿瑟清除了与军国主义有联系的人，保守的自由党实际上找不出首相候选人了。
当时，吉田已经离开大矶，出任外相。自由党领导人转而想把最高领导职务交给他承担。他感到很勉强，最后还是同意了，但预先警告该党：他将要避免党内争吵和通货膨胀。当时，他只是被当作一位看守首相，后来却当了七年首相，五次组阁。
他是一位果断的、有时甚至直率得使人不易忍受的领导人。例如，他对于那些能应用于社会的学问虽然怀有戒心，但还是真诚尊重的；而他对学者们却没有特殊的兴趣，除非他们和他意见一致。他公开号召人们不要成为一个"堕落的学者"。他在1947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叛徒"。这助长了全国性的罢工，使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下令取谛，也使吉田的第一个政府倒台。1953年，他将日本被占领期间一些难以推行的改革作了修改，使之更为稳妥，但遭到一位社会党国会议员的阻拦。盛怒之下，他骂这位议员是"八格牙路"（混蛋）。他的对手为此发起攻击，对他的政府投不信任票。然而，他仍在嗣后的竞选中获得胜利，照样干下去。
吉田这位日本的邱吉尔，是按照英国的邱吉尔最为现实主义的一个信条来管理国家的。邱吉尔曾经这样写道："在危难之时不准备作不迎合潮流之事、在喧闹面前又不能处之泰然的人，不适合当部长。"战后的日本处于混乱之中，人无定见，事无定评，公众舆论混杂。吉田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他自己的直觉办事，就象他的岳父牧野伯爵所称赞的："茂可能缺乏吸引人的个性，但他是个有主心骨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可信赖的。"
他没有象康拉德·阿登纳不信任德国人那样猜疑日本人。
他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谴责了本国的帝国主义小集团。首相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事实上，吉田对他的国家的人民是绝对信赖的，而且坚信只要他们的领导是坦诚的，他们就能够重建家园。
他经常戴一顶贝雷帽，穿一件长披风，在东京的街上散步，听听人们说他些什么。他很少被人认出来，而且不只一次地听到人家说他是"光杆"首相。他没有把这种说法看成是侮辱。对他的战略进行批评的，大多是少数党人，因为他们首当其冲；其次就是来自反吉田的新闻界。人们发现他是意气风发的，甚至是有趣的。另一些政治家则纷纷指责他辱骂国会中的一位反对派是"混蛋"。但是，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一个人如果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是"八格牙路"，得到的可能是"咧嘴一笑，而不是皱眉头"，因为人们有时不外是把它当作口头禅而已。
吉田对他的下级，有时也象对待政治上的对手一样强硬。
有一次，他为威廉·西博尔德举行宴会，也邀请了一位即将到美国任职的日本外交官员参加。这位官员和他的妻子提早离开了宴会厅，以便赶上回郊区家的末班火车。几天后，西博尔德获悉，因为这个人先于贵宾离开宴会厅，吉田已经取消了对他赴美工作的任命。吉田认为，这位外交官的做法，对于日本绅土和即将担任日本驻外代表的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尽管他有时是专横的，但他还是具有在做出决定之前倾听专家和顾问意见的好名声。他不是那种面对新的情况或有益的争执却傲慢固执、不肯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在某一领域经验比他丰富的人。例如，吉田知道他自己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大内行。于是，他象艾森豪威尔一样，在经济方面更多地求教于商业家，而不是官僚。实际上，他是少数几位任命商业家参加内阁的日本首相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象戴高乐和阿登纳一样，善于选择能干的财政部长——池田勇人即为其中之一。
他是受吉田保护的人，后来也当上了首相。
吉田虽然缺少经济方面的知识，但他具有抓住基本经济问题的某些直觉。例如，他确信日本必须使其工业基础现代化，才能在战后的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是对的，"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空袭，日本被夷为灰烬，"他曾经恶作剧他说，"如果日本现在引进新的机器和设备，它会变成一个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战胜国的、光彩夺目的国家。为了拆除机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个破坏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吉田虽然爱开玩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从1953年我与吉田在东京的第一次谈话，到1964年他在大矶请我吃饭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在私人场合的表现与他在公开场合中的暴躁的样子截然不同。在私下的谈话中，他才智敏锐，善于使人消除疑虑。他的话语对于不习惯枯燥乏味的、日本式的幽默的西方人来说，有时是很难立即领悟的。
1953年，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吉田冲着坐在他身边的尼克松夫人说：一艘美国驱逐舰已经停靠在东京湾，"请告诉我，他们是来保护你们，以免使你们受到我们伤害的吗？"
这位首相由于板着脸，又蓄着朴素的平头，起初看来似乎很严肃。当我们发现他的眼睛闪着光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时，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在外交场合中，吉田经常说实话。战后，许多亚洲国家吵吵嚷嚷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可能心里确实也有这种打算。首相对此采取了攻势。
"我期待着您的到来，"吉田和颜悦色地说。"从你们国家经常刮来的台风，已经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正等待着您的到来，以便就你们的台风对我国造成的破坏要求赔偿。"
说完，吉田开心地笑了。苏加诺一生中很少象这次一样，完全怔住了，决定不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吉田以其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自信和某种近乎天生的优越感，饶有兴味地管理着国家，过着日子。每天早晨刚到六点钟，他就在首相官邸散步，用镰刀割去他心爱的盆景周围的杂草。娱乐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他是一个天生善于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他还是一名骑手。吉田小时候，是他家周围为数不多的、能骑马上学的孩子之一。他成了首相以后，就在皇家马场里骑马。
除了中国食品以外，其他各种食物他都喜欢。他嗜爱特殊风味的日本米酒，并以每天三支的频率吸雪茄。他喜欢阅读日本最杰出的外交家们的传记，也读法文和英文书籍，熟悉这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他失眠时，就靠读书以入睡，而不是吃安眠药。
象正统的明治维新派的日本人一样，吉田每天读《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把他认为助手们应该阅读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标记，送到各部门去。他很少有时间接触日本众多的新闻界，认为他们是难以驾驭和过分固执己见的。有时，他单独会见他欣赏的记者。但是，他也经常用准确无误的方式，向广大新闻界表达他的态度。他曾经叫警察把记者们从一次菊花观赏会上撵走，并且经常挥舞手杖轰走摄影记者。
吉田深深地爱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一位业余的诗歌作者，其作品曾受到日本评论家们的赞赏。她把日本的主题和外国的风貌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诗是根据她对吉田出使外国时他们住过的地方的回忆而写的。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她去世了。在她病倒住院的三个月里，吉田每天都在她的身边。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妻子每天也去探望她，并给她带去家里烧的汤。
吉日以后没有再结婚。有一次，当有人问他对续弦有何打算时，他简捷他说，"自从我的妻子去世后，我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吉田夫人去世后，他家正式的女主人就是他的懂多种语言的女儿阿曾和子夫人了。有时，她被称作"宝座后面的掌权者"，尽管她蔑视这种提法。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前夕，曾经担任过罗斯福政府驻俄国和法国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对我说，在他看来，阿曾和子夫人和蒋介石夫人一样，都居于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夫人们的前列，从各方面来衡量，她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她极其聪慧、优雅，是她杰出的父亲的可贵的同伴。有一次，她对我说：许多领导人是伟大的男子，但不是好的丈夫，"我宁愿要后者"。不过，很清楚，她认为她父亲两者都是。
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要麦克阿瑟报答吉田对他的溢于言表的公开赞扬这并不符合这位将军的天性，但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很牢固的私人友谊。
每天早晨，麦克阿瑟和他的儿子阿瑟在分别去司令部和上学之前，都要牵着他们心爱的小狗，在大使馆附近高高兴兴地走着。吉田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天，吉田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发现这位将军情绪很低落。麦克阿瑟说，他们的一只狗突然意想不到地死了。
从那以后，吉田喜欢上了阿瑟，好象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位首相没有对麦克阿瑟说什么，而是不声不响地找到了一张这只宠物的照片，交给他的农林相，要他找到另一只和这只狗一模一样的狗，在国立畜牧业研究所找到了一只以后，吉田亲自把它放进私人小汽车里，带到美国大使馆，送给了阿瑟。麦克阿瑟在一旁高兴地看着。
另一次，他送给麦克阿瑟一匹精制的玩具马，那是他在东京街头微服出巡时为阿瑟买的。几天后，当吉田再次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拜会他时，看见玩具马还在这位将军的办公桌。
上，就在他喜欢的玉米轴烟斗旁边。吉田问麦克阿瑟，为什么他还没有把它交给他的儿子。这位最高司令宫有点局促不安，说，他自己也玩得很有趣。后来，他勉强地把这个玩具给了阿瑟。
麦克阿瑟尊重吉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是他允许吉田继续当首相。由于盟军占领日本，二十多万日本人——包括被吉田取而代之的自由党原总裁在内——被清洗掉了。如果这位首相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违抗麦克阿瑟的旨意，这位将军还可以象他干过的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吉田也清洗掉。相反，他还应这位首相的要求，清除掉吉田政治上的对手，这是尽人皆知的。
吉田正如没有用谦恭或不搞摩擦来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一样，也没有通过屈从来博取麦克阿瑟的尊重。1946年，当他正在遴选他的第一个内阁的成员时，东京的街上挤满了游行示威的人群，抗议食品短缺。他马上放出风声说，除非麦克阿瑟答应从美国运来大量食品，否则他就不再任命内阁成员。他私下还说，"美国人一旦看到整整一个月里全国人们的手里挥动着红旗的话，一定会给日本运来食物。"
麦克阿瑟听到这些话后，派了一辆有篷吉普车把这位新首相接到他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后，吉田回来了，看起来非常镇静。麦克阿瑟已经答应在他主管日本期间，决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吉田马上应允当晚完成组阁。
麦克阿瑟不得不向华盛顿兜售他的上述意见。当时，华盛顿一些自以为正直善良的人们反对用库存的军事物资喂养美国从前的敌人。因此，他写道："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结果，华盛顿还是送去了食物，使麦克阿瑟得以履行诺作为一位首相，吉田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在发挥个人的首创精神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他的政府用大部分时间对来自麦克阿瑟和他的下属的指示作出反应。对一些改革，他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另一些他进行了抵制，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又有一些他是反对的，并且最后撤消了。
吉田受着夹板气。他的对手们把他称作美国的替罪羊。
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时，约翰·艾利森大使告诉我，在日本的某些反美情绪，实际上就是反吉田的情绪，因为他采取亲美的姿态；与此同时，美军占领机构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则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厌烦的人，并且在1948年他第二次组阁时，试图使他下野。
吉田支持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广泛目标：非军事化、民主化和恢复经济。这位将军制定的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和新宪法，是他首先取得的、影响范围最大的成就之一。这些决定性的打击迅猛地粉碎了造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基础：在日本军队中弥漫的农民的不满；很容易使军国主义分子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政体中掌权。
截至1945年，大部分农民耕种的土地还都属于地主所有。
麦克阿瑟认为，这种情形"实质上相当于奴隶制"。吉田也认为，农村的不满很可能象三十年代为军国主义火上加油一样，轻而易举地在日本点燃起**革命之火。按照麦克阿瑟制定的路线，吉田政府设想出了一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方案。
到1950年为止，百分之九十的日本耕地已归农民所有。
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两种意识：个人可以发家致富；通过刺激可以促进生产。这次土地改革完成后，**在日本几乎完全成为局限在都市里的一种现象，因为麦克阿瑟已经悄悄夺走了**人的大片农村。正如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所指出的，"麦克阿瑟将作为一位想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的人而为千百万人所怀念，这真是一个讽刺。"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的"经济奇迹"——它可以在特点上、而不是在规模上与日本"奇迹"相比拟——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后不久实行了开明的土地改革计划的结果。蒋介石从前要是能够在大陆上实施这一计划，**就不可能利用农村的不满使中国的**革命获得成功了。
如果说麦克阿瑟最显而易见的目标是农业制度的改革，那么，他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上层机构臃肿的政治制度。
日本人民没有明确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麦克阿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给予他们这些权利。他颁发了人身保护法，取消了对公民自由的所有限制，解除了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的职务。
他也给了妇女投票权，正如他向一位助手吐露过的，他相信"妇女们不喜欢战争"。1946年4月，一千四百万妇女第一次参加了投票——许多人显然认为，如果她们不参加，麦克阿瑟会惩罚她们。还有三十九名妇女，包括一位闻名的妓女，当选为国会议员。
一些渴望民主制度在日本能够一蹴而就的日本政治家认为，妓女参加选举是不祥之兆：一位神经质的、老资格的议员还跑到占领军司令部去，当着麦克阿瑟的面，撕碎了有关的报纸。最高司令官问他：这位女人得到了多少票？这位议员叹口气说：二十五万六千张。麦克阿瑟后来写道："当时，我尽可能庄重地答复他说：那么，我应该说，一定还有更多职业比她的更为暖味的人参加了选举。"最后，他还是向所有的新议员、包括那位妓女发了贺信。
在麦克阿瑟的"学校"里，关于民主的教科书就是麦克阿瑟的宪法。当吉田前任的日本政府在重新草拟普鲁士式的明治宪法而遇到挫折时，这位将军手里拿着黄色的拍纸簿，亲自绘制新宪法的轮廓。由他的下属用不很熟练的日文写成的最后一稿，是美国最高行政议会制度和英国议会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它废除了贵族爵位，规定在解决与外国的争端时不使用武力，还开列出了各种权利的清单。最重要的是，它使日本人民当权，并把天皇只当作"国家的象征"。这部宪法被议会通过后，天皇宣布它为国法。
麦克阿瑟宪法经常受到批评，许多人说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是外国人写的，而且是外力强加给这个衰弱的、无决断权的国家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仍未放弃一切试图修改这部宪法的企图。大部分日本人显然也赞成把天皇作为宪法上的君主。
麦克阿瑟巧妙地回击了苏联想对占领日本公开施加影响的企图。在占领日本的问题上，他们是美国名义上的伙伴。当斯大林在东京的人士说，俄国人可能占领北海道最北部的岛屿时，麦克阿瑟断言，只要有一个俄国士兵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就要把他投入监狱。就这样，麦克阿瑟把日本从被分裂成**的北部和非**的南部的苦恼中拯救了出来。
但是，日本内部的**者更为狡诈有害。1949年，斯大林最后释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战俘时，他们已经被进行了灌输，并被安排为骨干。在苏联命令日本**强调非法的恐怖战术并放弃寻求"和平革命"的政策后的年月里，**人煽动的暴力活动还在升级。
我于1953年去日本时，我强烈地感觉到，**煽动的暴力行动，已经为取谛该党提供了法律根据。麦克阿瑟在1951年被召回以前，已经和吉田一起，从政府中和事业部门中清洗了**员。然而，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吉田这位我所见过的最坚决的**人物，竟然反对毫无保留地剥夺**的权利——除非它对日本的威胁继续加剧。
他对于我们在1945年到1950年间对**的摇摆不定的态度尤其感到难以捉摸。"美国人真有意思，"他曾经说过，"你们1945年来到这里时，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员关进监狱，你们要求我们把他们统统放了。现在，你们又要我们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你知道，那得费多大劲埃"到了1953年，吉田大概就不太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反对**人了，因为那时的日本经济正在全速复苏，土地再分配已经完成。我当时和一些农民谈话，就已发觉他们充满了积极性和活力。由于上述结果，**在选举中惨败了。
不过，吉田仍旧担心**人。在我和他1953年的一次会谈中，他还反复琢磨着"我们自然地倾向于同情**"的问题，对年青知识分子支持左翼激进派的倾向感到关切。阿曾夫人当时还补充说，知识分子支持**人，是因为这是时髦的做法。"只有当保守派才不是时髦的。"她说。由于**关于自由、平等和工人应该享有权利之类的口号听起来比麦克阿瑟的改革稍为响亮一些，问题就更复杂化了。吉田认为，许多日本人缺少对于什么是民主的直观的感觉，把民主与放纵和无政府状态混淆了。麦克阿瑟在民主的实验上迈开了大步；吉田不得不稳住它，不能让它沸腾得溢出来。
例如，麦克阿瑟亟想鼓励自由劳工运动。但是，他的下属们——包括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的、喜欢交际的工程师们——却吸收日共党员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工会。毫不奇怪，这些**人是易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进行罢工和暴力活动的。在社会主义反对党声嘶力竭的喧嚣中，吉田抓住时机，对新劳工法进行了修改。大多数工会终于脱离了**。
美国人不仅热衷于推行反托拉斯法——不只是削弱大的联合企业或三菱之类的财团——而且也盯着一千多个较小的公司。占领军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日本和美国三十年代的万恶之源都是大企业。吉田则正确地认为，如果没有健康的工商部门和不抵制反对垄断的运动，日本将难以生存下去。
许多拆散垄断组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1953年，吉田政府又成宽了苛严的反垄断法。
吉田由于抵制了麦克阿瑟的僚属们坚持要实行的某些改革，遭到了日、美两国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但回顾过去，证明他还是正确的，因为在从劳工、商业、教育的改革到加强法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中，有许多是不适用于战后日本的情况的。在一段时间里，吉田固执地反对那些日本难以接受的、激进的改革，以便保护他的国家利益。这是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虽然吉田在缓和占领军某些走极端的国内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还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这包括两个部分：反对大规模地重整军备。这是一个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国内问题；决心寻求与美国订立和平条约，并缔结安全联盟。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着日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并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大国。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支持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和领导能力方面的观察员，我从他的见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动了经济的恢复方面，欣赏他的外交政策的稳键。在冷战的现实向日本和美国压来之前，麦克阿瑟就认识到，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一个永远放弃通过战争解决与别国争端的企图的经济大国。他使用了"东方的瑞士"这个词，并将这种想法写进了麦克阿瑟宪法第九条关于"不要战争"的条款中。
弗农·沃尔特斯曾经告诉我，"大部分将军们只注意到了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视野却超越了战争的界限。"日本宪法的第九条就是最具体的证明。麦克阿瑟耳闻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梦想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