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会合
1951年春一个天气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岁的日本绅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赏花会。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消息：杜鲁门总统已经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位主人看来颇为震惊，他向来宾们表示歉意，告辞了。他感到心烦意乱，半个小时以后才算平静下来。
这位绅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无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伤感的时候。这位惯于用锤子狠狠敲打对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种残酷的职业。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曾经打得难分难解，现在，麦克阿瑟终于败北了。杜鲁门是对是错姑且不论，但是，即使这位受人爱戴的将军今后不在其位，日美关系还是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国总统，不致使他从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条约笼罩上阴云。
吉田向他的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不拘外交辞令地赞扬他行将离任的这位朋友。其实，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鸣。
然而，这种感情与吉田似乎是极其不相称的。他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
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
美国报刊报道了吉田的讲话。但时过不久，这些讲话就被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所引起的喧闹声所淹没，并随着他的余生烟消云散了。三十年后的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提起麦克阿瑟时，只是想到了朝鲜，或者想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辉煌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实，他最伟大的建树，还是在他的事业行将终结时吉田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在吉田发表这些议论时，麦克阿瑟正被指滴他鲁莽好战的各种批评所困扰。
在日本的复兴上，吉田自己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位首相却非常谦虚。事实上，是麦克阿瑟和吉田一胜利者和被征服者，西方人和东方人，将军和政治家——一起使日本迅速地、戏剧住地转变成为当代世界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麦克阿瑟是一位美国巨人，一位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自相矛盾的传奇式人物。他既是一位审慎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好摆架子和自负的战士；既是一位权力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还是一位天赋的有鼓动力的演说家，象邱吉尔那样工于辞令，使成千上万听众备受激励，并使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为之折服。
吉田是日本最黑暗时期的感情冲动的、暴燥的领导人。这位爱恶作剧的、喜欢雪茄的著名外交家，使他的国家从军事上被打败的困境中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他由于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言辞犀利，身体结实，而且是在对大部分人来说早已退休的高龄时期登台掌权的，因此经常被称作日本的邱吉尔。
1945年，麦克阿瑟控制了从实体上到精神上都被打败了的日本。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死了二百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平民。工厂被夷为平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奠定了日本势力基础的对外贸易业已不复存在。食品奇缺。更糟的是，日本人民把他们的全部信仰和能力投入到一场他们认为上苍不会让他们失败的战争中去。结果，他们的天皇却让他们放下武器。在日本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蒙受投降的耻辱。不久，裕仁天皇又公开地宣布他放弃历代天皇的神威，这是日本人民宗教信仰的基础。军事上的失败，只留下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真空。然而，九年后，当吉田首相下台时，日本已是一个兴旺的、活跃的民主国家，正在建设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人们普遍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麦克阿瑟干的。因为使日本改观的大部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正是在1945年至1951年他在日本的任期中进行的。我对，吉田则用有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小规模行动来进行工作。然而，他们每一个人都象对方一样重要，只不过是在麦克阿瑟巨大的权力和咄咄逼人的个性面前，吉田并不惹人注目罢了。
使情况更糟的是，吉田在职七年间，被许多学者用惯用的手法作了否定的描写。有人把他刻画成一个总是迫不及待地、怒气冲冲地否定麦克阿瑟关于劳动、教育和警察方面的改革的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另一些人则说，吉田对这些改革的修正，实际上是美国突然意识到在远东的联盟中需要一支强大的**力量的产物。
吉田实际上是一位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基本上具有开明的素质。他担心美国刮起的改革之风来得大快、太猛的想法，是无可非议的。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少憎恨外国人的人民，有着"借缺别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新的影响，以便使日本社会富裕起来，而不是使之瓦解。这和麦克阿瑟向日本输入的概念并没有什么矛盾。他创造了一个民主的制度，并且期望日本人民变成民主的人民。吉田懂得，要让他的人民接受伴随新的自由而来的利益和责任，这都需要时间。他也知道，在美国行得通的东西，对日本不会都是必要的。
麦克阿瑟和吉田两人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要求这两个人具有明显不同的气质。我与他们的初次际遇，就反映出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第一次见到麦克阿瑟是在1951年。当时，我是美国的一名参议员，在议会联席会议上听他发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演说。这位致身于现代政治史上最大的戏剧冲突之一的人，看来派头十足。他的谈吐十分有力，简直令人陶醉。他的演讲一次又一次地被经久不息的喝彩声打断。当他饱含感情地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他们只不过是渐渐地消失"的话语向大家道别时，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眼里噙着泪水，如醉如狂地欢呼着、跳跃着。这次演说所得到的掌声可能是空前热烈的，超过总统们从前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所得到的掌声。当麦克阿瑟庄严地走下廊道步出会议大厅时，掌声还经久不息。
有人说，我们刚刚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后来，另一位亲麦克阿瑟的参议员还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这次讲话使共和党人激动得落泪，使民主党人伤心得哭泣。
两年后，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了吉田。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他晚到了一会儿，用手绢捂着他的嘴和鼻子。他一再地道歉说，他是防止鼻出血——他又发出令人难堪的咯咯声，并且补充道，这是因为头天晚上鱼子酱吃得太多了。我不记得有哪位领导人能够如实供认这类事情，特别是当它对重要的政府工作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
我与他们初次见面得到的印象，又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了。麦克阿瑟是一位英雄，一位仪表堂堂、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退休住在纽约时，每一个象我一样应邀前往他的寓所会见他的人，都恭顺地看着他在屋子里踱着步，静静地聆听着他描述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麦克阿瑟不同，吉田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他低低地坐在一张椅子里，那恶作剧似地呲牙咧嘴的脸，有时为他的雪茄的烟雾所遮盖。他喜欢用幽默的谈话表现他的见多识广。
他们也有类似之处。两人都是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这两位大权在握的人，也都已年届七旬；他们都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公开场台下，每人都摆出一种老式的尊严和庄重的姿态。但是，麦克阿瑟从不使自己的举止显得软弱。一位一度当过他的助手的人说："即使受到挫折和谴责时，他也保持着一个绅士的傲慢。"相比之下，在需要这一套的时候，吉田则会表现出使人喜欢的粗鲁。在日本议会中，他曾把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笨蛋"。他甚至拿起水壶，往令人厌烦的摄影记者头上浇水。
如果我第一次和麦克阿瑟及吉田相遇时，就猜测他们一位是傲慢的空想家，一位是顽固的现实主义看，那么我是猜对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后的日本需要他们两人。没有麦克阿瑟的幻想，必要的改革就不可能进行，没有吉田事必躬亲的精心安排，这些改革则会使日本更趋于混乱。
就本质而言，麦克阿瑟是西方人，他的生活却倾向于东方；而吉田是东方人，他的生活却倾向于西方。他们开创了一种使他们的文化都能适用于拥挤的日本列岛的局面，创造出一个新的、强大的自由国家。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也是最炫人眼目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有时比他的成就更引人注目。由于他的贵族出身和夸大其词的演说，使他成了哗众取宠的人和爱说挖苦话的人唾手可得的攻击目标。他们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极度爱虚荣的、不合潮流的人，一个晚生了五十年的、傲慢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他夸耀美国制度的伟大的讲话，总是那样激烈和鼓动人心，以至于被许多人嘲笑为沙文主义。
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发现很难对他产生偏见。他的个性是极其复杂的，以致于一位伟大的演员，甚至象格雷戈里·佩克这样的演员，也未能在银幕上抓住他的特点，不能象乔治·斯科特一样，抓住另一位伟大而并不太复杂的将军乔治·巴顿的特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作为一名海军指挥官被分配到南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空中战斗运输队时，我第一次对麦克阿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听到的是对他的一致的否定。因为这既受到那些对麦克阿瑟通常心怀偏见的记者们的渲染，也受到常见的陆、海军之间互相竞争的情绪的影响。
例如，我们使用的C-47型运输机有两种座位：不舒服的翻板座是供机务人员用的；一对舒服一点的、航班型的座位是供高级官员乘坐的。后一种座位就被讥嘲为"麦克阿瑟座位"。
总而言之，这位将军的名声和事实完全不符。在占领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期间，麦克阿瑟坚持住在地面上的房子里，而不是住在地堡里。这样，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就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了。我们听到他在巴丹半岛上的属下称他为"堑壕里的士兵"。当形势变得无望的时候，他除了留在岛上用他的手枪尽可能多地打死日本人，直至以身殉国以外，别无其他想法。最后，是罗斯福总统下令撤离，他才离开该岛。后来我们听到的情况却是：当战事转趋激烈时，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妻子、三岁的儿子及中国保姆仓猝地撤出该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的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确实和美国步兵一起在法国的地下掩体和壕沟里呆过。他作为"彩虹"师的参谋长和后来的司令官，由于战术娴熟、临危不惧而备受他的部队的赞赏，甚至是尊敬。在大队美军冲锋时，他不只一次冲在最前面。一年里，他两次负伤，因为勇敢而获得了七枚银星奖章。
他的一生中面临的死亡多得就象例行公事一般。1914年，他在委拉克路斯执行侦察任务时，墨西哥人的子弹戏剧性地穿透了他的军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中过毒气，他的汗衫曾被机枪火力撕成了碎片，他在麦茨的指挥所，就在他撤离的当天被炸毁了。在麦茨的一次早期炮击中，他镇静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对了解他、也关心他的幕僚们说："所有的德国人都制造不出一颗能杀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战后有一天，他的车子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在路边。麦克阿瑟要那人放下手中的枪，用搏斗来抢他的钱。此人曾经在"彩虹"师服过役。当他得知他企图抢劫的人是麦克阿瑟将军时，连连向他道歉，让他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日本人猛烈地射击时，其他人会寻思：如果炮弹袭来，应该跳往何处躲避。但人们经常发现麦克阿瑟还是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他对军官们和士兵们恳求他不要冒险的劝告无动于衷。他会说，这些子弹并不是对着他的。
他经常把炫耀勇敢和冒失地走到危险地段的举止结合在一起。1945年，他在菲律宾群岛登陆，去看望他那些被收容在日本战俘营里的、营养不良、备受虐待的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部队余部的士兵。他转向他的医生说："大夫，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一直向前定会，直到我们遇见火力。我不只是说狙击手的火力。"他大步向前走去，越过了日本军队的尸体，一直走到能够听到敌人的机枪声在头顶呼啸的地方，然后才转过身来，缓缓地往回走，不怕日本人在背后向他射击。
麦克阿瑟的一生，包括他所表现出来的有时近于鲁莽的无畏行为，是出于缅怀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公正的战斗意识。
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他们父子的生涯是极其相似的。1863年，年仅十八岁的阿瑟是盟军中的一名副官。他由于第一个将他们师的旗帜插上田纳西州的教区高地而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这为舒曼向佐治亚的进军揭开了序幕。由于在柯里矶多岛的英雄行为，道格拉斯也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阿瑟将他大半生时间花在驻守美国边境上——最初在西南方，尔后在菲律宾群岛。道格拉斯从1935年直到1951年被召回为止，也只回过美国一次。
老麦克阿瑟和小麦克阿瑟——菲律宾人这样区分他们一都被远东和菲律宾对西方的前途的重要性所困扰。这两个人的一生，也都被打上了与行政当局发生戏剧性冲突的烙印-道格拉斯对杜鲁门总统；阿瑟对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主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阿瑟当时是驻菲军事首脑。
麦克阿瑟的母亲平姬经常激励他要以阿瑟为榜样，毕生奋勇向前，甚至超过阿瑟。当他去西点军校学习时，她随他前往，以便保证他能够专心致志学习，不至于使这位漂亮的候补生陷于罗曼蒂克的泥淖而断送前程。他毕业的成绩是他班上的第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十八岁的麦克阿瑟上校在法国战壕里作战时，他的母亲还给他的上司写了许多讨好奉承的信，其中包括给曾在他父亲部下服务过的泊欣将军写信。最后，在193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时，她伸手抚摸他肩上的四星肩章，说："如果你父亲还在世的话，他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感到一切都如愿已偿了，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总是感到他被周围的人搞得与众不同，这使他颇为恼火，也导致他产生了某种实为无害的怪癖。在军队里，穿军服旨在显示指挥员的官阶。麦克阿瑟却坚决抵制，不服从这一套。另一名军官问到他的不寻常的装束时，他说："你不服从命令，就会出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经常戴一顶弄皱了的军帽，而不是戴正规的钢盔，穿一件高领汗衫，打一条上好的缎领带，穿一条马裤。有一次，他被误认为是德国人，暂时地被俘了。
从1919年至1922年，当他任西点军校的校长时，人们经常看见他拿着一支短柄尉。**者侵入南朝鲜时，他是第一个向麦克阿瑟报告的值日军官。
麦克阿瑟几乎从来没生过病。他唯一的正规锻炼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恒，有时一天走几英里，在办公室和起居室，在飞机上，或是进攻时在甲板上都如此。麦克阿瑟把他良好的体质和体力归因于有午休、几乎不饮酒、饮食适度的习惯和躺下就能睡得着的本事。他是一位笃信教义的人，但不经常作礼拜。
在思想上、讲演上和行动上，麦克阿瑟都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如果说，他给人留下最好的记忆的是他的"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演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告别讲话，那么，他最生动的表现则是他在参议院朝鲜问题听证会上的答辩。当时我没有参加提问，因为我不是听证委员会成员。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麦克阿瑟在尖锐的问题面前和只能等待几分钟的情况下是如何驾驭自己的，这使我折服。他显得那样才华横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听他的证词。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其他人准备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难题，旨在证实麦克阿瑟违反了总统指示的精神和拒绝接受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
在这样的攻击下，一个比较渺小的人会被化成盲粉。但是在这次听证会的全部过程中，麦克阿瑟始终保持镇定。他从未陷入要他认输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辩中，他利用每一个问题进行应付裕如的交锋和反诘。在结束漫长的、使人疲劳不堪的一天的辩论时，他仍和开始时一样，才思敏捷、言辞犀利。
他如何阐述问题这一点，比他表述的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当时给我
我们谈过话后，我坐电梯上楼，到37号A麦克阿瑟的套间去。惠特尼将军在门口迎接我，陪同我走进了客厅。胡佛的套间以其简朴、整洁和高雅给人留下了印象。麦克阿瑟的房间虽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显得颇为壮观。墙上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工作时搜集的大事记，给我的印象是：在美国最高位置上服务过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艺品。
当我走进房间时，麦克阿瑟向我迎来，握住我的双手。他说："您能光临，太好了。"接着把我介绍给了麦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见到的最有风度和迷人的妇女之一。她问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之后，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
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此后的八年间，我和他之间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谈。所有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通常讨论美国的政治情况和当前的外交事态——更准确地说，毋宁说是他在谈论，我在听。而在我和胡佛的讨论中，他总是询问我对所议各种问题的看法；麦克阿瑟却几乎从不这样做。在和他的会见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象是个毕业讨论会，每一个来访者的最好的办法是：或者静静地听着，或者作笔记。在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与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钟的约会。这位将军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于忘记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来，这位上校得知，麦克阿瑟还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交谈者"。
事实证明，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就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十分有限的高层接触之一。我没有把谈话内容向总统报告。实际上，我记不得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曾经进行过讨论。我总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只要提起麦克阿瑟，好象别人对他都不大欢迎。
从三十年代起，这两位美国伟大的将军曾经长期共事。那时，艾森豪威尔是麦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曾不顾一切地想到华盛顿供职。他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幅图画：如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或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他会如何削减军费预算，或者"在一个月内整顿好五角大楼"。但他终未如愿。
艾森豪威尔或许有足够的理由不任命这位容易引起争议的五星上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如果要五角大楼里的人听他发号施令，许多人准会发怒——但采用那样的方式对待麦克阿瑟，他的感情无疑也受到了挫伤。他从未直接贬低过艾森豪威尔，但有时也间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艾森豪威尔当他助手的岁月时，曾经说："他可以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谈谈如何坚守或攻占某一阵地，只要你告诉他什么是阵地。"
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应该再次竞选总统的一些猜测。这时，我收到了麦克阿瑟通过考特尼·惠特尼捎来的口信："麦克阿瑟将军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副总统一边，"惠特尼对我说："他还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别的人应该马上离开白宫。"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适当的，因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我将十分尴尬。记得我当时曾经认为，麦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进入白宫的心情更为迫切。
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拥有的声望感到不满。他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欧洲过分的关注，促使华盛顿忽视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反过来，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克阿瑟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过于自负和富于戏剧性。他经常持有这样的看法。1942年。当他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问题的一些建议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奇怪的是，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还在学习。他的这一课对于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无益处的。"
在六十年代的总统竞选中，麦克阿瑟并没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费苦心地让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边的。六月份，我打电报就他由于促进了美日友谊而受到日本政府嘉奖一事表示祝贺。我热烈地颂扬了他对历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贡献，并表示相信，这些贡献将会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遗产中留下它们的印记"。他在回信中写道："您给了我一个不同凡响的祝贺。我已经把您的电报交给报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为总统候选人。"也许只有象麦克阿瑟这样喜欢自夸的人，才会假定发表我赞扬他的电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过，他对于作出这样的假设似乎毫不害臊。
他经常在我面前评论肯尼迪，对他甚不以为然。我对此表示欣赏，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评论在大选前鼓励了我，在大选后又帮助我解除落选的痛苦。那次大选前，麦克阿瑟对我讲起肯尼迪的鱼雷快艇的功绩时，曾轻蔑地说，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还说，"肯尼迪或许会在某一战役中由于缺乏判断力而受到军事审判。"1961年6月，即猪湾惨败后两个月，他又蛮横地批评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与吉姆·法利这位传奇式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和罗斯福的知己谈过话。法利指出，肯尼迪的头脑非常敏捷、灵活。麦克阿瑟的反应则是：他不认为肯尼迪具有判断能力——在作出决定之前统观全局的判断能力。麦克阿瑟继续对我说，"一个指挥员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从他收到的情报中，把占百分之五的重要情报和其他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报分开。"他说，他认为肯尼迪关于猪湾事件的决策显然已经失败，由于这一惨败，肯尼迪还不幸地失去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诚然，他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聪明的"，但又归因于肯尼迪为他提供了一架飞机，让他到菲律宾随心所欲地旅行。不过，他又说，肯尼迪"一到要作出决定时，就傻眼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他接着强调——他说话时总喜欢强调——"肯尼迪将会占领古巴。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将来他必定这样干，而且将要这样干。"
麦克阿瑟不管谈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差不多总是要把话题扯到亚洲事务上。他曾经对我说，回头看一看，当初如果拨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鸭绿江一带归他指挥，他就能把中国分裂成为两半，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可惜时机已经错过了。
由于**的蚕食，他对于亚洲的前途逐渐悲观起来。但是，他又认为，卷入亚洲大陆的地面战争将是美国的一大错误，他最后一次对一位美国总统提出的忠告，就是坚决主**登·约翰逊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军队。他觉得，我们可取的作法是：继续吓唬苏联或中国支持的造反者，并支持亚洲各国政府反对他们。
他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说，住在纽约并担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这使他有更好的机会研究华尔街的商业；他还说，他发现他们"毫无特色可言"，"他们从不坚持原则"。他说，"他们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拥护胜利者，并且不顾一切地支持他，无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对我说：高征税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会议前夕，他又强调了他的这种看法，认为戈德华特不应该被提名，因为他太保守。
1961年，麦克阿瑟还对我说过：1951年，肯尼迪的父亲带肯尼迪本人去沃尔多夫看望他时，肯尼迪似乎已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他称赞肯尼迪确实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并说，当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对十年前他们在沃尔多夫的第一次会见还记忆犹新，而且异常的准确。使我尤为难忘的是，这也说明麦克阿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麦克阿瑟也给过我个人一点许多人认为应该照此而行的劝告。1962年，当我问他我是否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去竞选州长时，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说："别去。加利福尼亚虽然是一个大州，但是那地方还是太窄小了。你应该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萨克拉门托。你应该参加国会竞选"就在两小时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层楼之下的套间里，也给了我同样的劝告。
在我的头脑里，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总是与我和胡佛的谈话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人都上了岁数，都很聪明，都住在沃尔多夫大厦，而且我经常是在同一天拜访他们。
我与胡佛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顺便去走访他。他的护士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简直是不可能康复了。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