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埃里克·译克对这种新趋向已加以阐述,见他的《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几点看法》,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82.2,第161—176页。 ①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总结,见B.J.曼斯维尔特·贝克:《〈太平经〉的日期》,载《通报》, 66∶4—5(1980),第149—182页。 ② 例如《中国哲学年鉴》,1982年(上海,1982),第123页。 ③ 关于这些论据,见楠山春树:《老子传说的研究》(东京,1979),第328—331页;以及上面《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④ 安娜·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第69页注3,及第74页。 ① 见T.H.巴雷特:《〈道德经〉解释中的道教和佛教的神秘事物》,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82,1,第37页。 ② 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第78—79页;以及吉冈义丰:《道教与佛教》,第3卷(东京,1976),第332—334、 349—350页。 ③ 福井重雅:《黄巾之乱的起义口号》,载《大正大学研究纪要》,59(1973),第67—68页;《黄巾集团组织的特性》,载《史观》,89(1974),第18—32页;以及《黄巾之乱的传统上的问题》,载《东洋史研究》,34∶1(1975),第24—57页。 ④ 见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祠墓葬》,载《文物》,1978.8,第32—45页(末页上铭文的复制品);以及田昌五:《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载《文物》,1978.8,第46—50页。 ① 关于近年这个问题的典型的有成果的著作,例如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简本》(北京,1981),第233—234页。除了上述关于《太平经》的论争以外,张鲁在四川的作用也有很多讨论。对于这两个问题,争论似乎仅仅是过去不同意见的继续:见松崎つね子:《后汉末年宗教的农民叛乱》,载《千代史学》,29(1971),第92页注13及99—100页。在开始写这一章时,这篇评论文章是有关中国和日本研究的便于使用的总结。 ② 见秋月观暎:《黄巾之乱的宗教性质》,载《东洋史研究》, 15∶1(1956),第43—56页。 ③ 例如魏启鹏:《太平经与东汉医学》,载《世界宗教研究》,3(1981),第101—109页;赵克尧和许道勋:《论黄巾起义与宗教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1980),第45—56页。 ① 见西文:《关于“道教”一词令人困惑的起因。特别是涉及传统中国的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载《宗教史》,17∶3—4(1978),第323—327页。这篇文章也讨论了上述关于“道教”界说的问题。 ② 米歇尔·斯特里克曼:《茅山的道教:图箓启示年代记》(巴黎,1981)。 ① 这后一研究领域早已吸引了西方中国学的注意:见泽克:《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载《通报》,66∶1—3(1980),第84—147页。日本对于佛教的研究也表明他们越来越注意到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最近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可以为证,此书和我们这一章的范围一模一样: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第2卷(东京,1983),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