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 - 正文隋代的佛教和道教

的梵文经典中并没有增添什么重要的东西。

    智（又名“智者大师”）在公元538年生于今天的河南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④他是南朝梁（公元502—556年）的一位官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建康于554年遭西魏劫掠时被杀。智在青年时代云游北方时成了慧思（公元515—577年）的弟子，①从他学习《妙法莲华经》、《般若波罗密多经》和《大般涅槃经》；这些经文影响了他往后的思想。在南朝的陈王朝时期的公元567年，智住在建康，575年他再从这里前往天台山。这里是古代道家的栖隐地，位于今浙江省内宁波之北，高3000英尺以上。②智或许是害怕北周王朝的灭佛运动也会在同一年（公元575年）最终要波及到南方。但是10年以后（585年）他被召往建康，在陈王朝宫廷里**，并与朝廷的大人先生们比肩而坐，跟他们搞“清谈”，就这样以佛教思潮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南方文人学士中间的活动。在隋军于587年南下时他逃离了建康，但是在他们的坚持下，他不得不于591年重返建康，后来才回到天台，卒于598年。

    智的思想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他开了后来许多世纪宗教调和论的先河。他的思想不再是从前时代那种合释、道为一的哲学综合论，虽然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道教的某些内容，而宁可认为是关于印度教义的哲学综合论，因为印度哲学在那时已被人们了解得更深入了。他进行了“教判”工作，这种工作部分地是年代学的（这种历史上的关心是中国人所喜爱的），部分地则纯粹是教义上的。他企图在教判工作中首先说明“五时”，即据认为是佛祖证道的时间。这五时依其顺序为“华严时”（Avatamsaka）；“小乘（鹿苑）时”（Mrgadavatā）；“方等时”（vaipulya，大乘）；“般若时”（Praj■āPārami）；“法华时（Sadharmapu■ar■ka）以及最后的“法华湼槃时”（MahāParinirvāa-sūtra。其次他想阐明“八教”，它们又分属两小组：

    1.化法四教：即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

    2.化仪四教：即顿教；渐教；秘密教；显教。

    这种判教分类法是借助于枚举数字的图推导出来的，是中国人所喜欢的，但它的最终产品是中印合璧的解经学的一种殊难理解的大杂烩。智的一句名言就是说“一念三千”；此即和旧的道家辩证法所教导的那种一与多的一致，绝对与经验的一致；但它在思想上的突出之点却是地地道道的佛教思想。这句话出现在智的主要著作中，它讲的是控制思想的方法，一用“止”（梵文为■amatha）法，一用“观”（梵文为vipa■yana）法——这有些象我们西方神秘论中的via Purgativa和via illuminativa。这一著作名《摩诃止观》，“摩诃”为梵文mahā（大）的音译；另有一个“小”止观。天台宗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复存在，但它一直在日本继续流布，且有所发展，当然它的形式是经过相当的修改的。

    ① 芮沃寿：《隋炀帝：个性与陈规旧矩》，载芮沃寿编：《儒教信仰》（加州斯坦福，1960），第54、56页；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94—209页；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1979），第75页以下。 ① 关于道教的“劫”，见《隋书》卷五三，第1091页。 ② 见芮沃寿：《隋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公元581—604年》，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86页。 ③ 见吴其昱编：《本际经，7世纪编辑的道教著作，敦煌手稿写本》（巴黎，1960）。 ④ 见前《公元3世纪哲学的振兴》和《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⑤ “数十百倍”，见《隋书》卷三五，第1099页。 ① 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② 见山崎宏：《隋唐佛教史研究》（京都，1967），第45—46页。 ③ 此即梵文Ckrvrti-rāj。 ④ 见下文。 ① 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357—369页；以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卷，第294—299页。 ② “三论宗”：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③ 其中有来自犍陀罗的阇那崛多（公元523—600年）；来自南印度的达摩笈多（卒于619年）；来自乌耆延那（在犍陀罗之北，今西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的那黎提拏耶舍和毗尼多流支等人。 ④ 见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智凯卒于公元598年初。 ① 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② 关于天台山和智凯，见马伯乐：《浙江考古队考古简报》，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 14∶8（1914），第5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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