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末大叛乱以后的道教，我们拥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们要么所记日期不准确，要么根本不记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显的偏见，象在释、道二教论战交锋时所写的佛教小册子那样。除此之外，由于这些现存材料未经充分细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给这个时期的道教描绘出一幅准确的画面。②

    有一件事实很显眼。黄巾军和五斗米道所创立的制度一直保存在可以称为道教的教会之中；这个道教教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很受佛教僧祗的榜样的影响。在隋代，道教社团似乎划分为教区，我们发现它们的专门名称中有“天师”、“祭酒”和“静舍”。由于“教民”（或“道民”）向其首领贡献了谷物或实物，这些教区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教民还向首领贡献“厨”食——即宗教仪式的餐饭。①他们定期持斋或举行宗教盛宴，不管其名称如何，它们通常是在群众的狂乱情绪中结束（至少如果六朝时期反道教的小册子是可信的话）。这些作品给这种仪式提供了讯息，但它们的佛教徒作者们对道教徒显然既不公允，也不宽容。

    这种场合也包括“涂炭斋”在内，即参加者要象罪犯那样以泥炭涂面以证明清除了自己的罪恶；或者他们要象驴子那样在泥地里打滚。有所谓“黄箓斋”，即祈祷者无休无止地祈祷和没完没了地跪拜，据说要以此救助那些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还有一种所谓“合气”，即以一整套**技术来实行性**，据说可用这办法求得长生。②这种**行为不仅行之于私生活中，也行之于宗教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放荡行为是在宗教仪式的掩饰下进行的。正是这种“合气”，使得“男女杂沓，如野兽然”，③公元4—5世纪孙恩的徒众还一直行之不衰。

    孙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乱者，他在公元约400年把浙江地区置于火与剑的动乱中，因而危及东晋王朝。他来自山东琅琊，当时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个中心，据说他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员。④有许多大家族是从琅琊迁到浙江来的，他们祖传的宗教便是天师教。①琅琊的这个教派也影响了另一个著名叛乱——在4世纪之初结束了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中的最重要人物。②可是，道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引起的叛乱或许不如佛教仅在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所引起的叛乱那么多。

    在北魏王朝时期，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的顾问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天师起来反对民间道教的放浪无节制。由于有《魏书》中的《释老志》的宝贵材料，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我们是知道得不少的。③寇谦之生于不久之后即变为北魏京师的洛阳附近，少年时期先学道于西岳，后来又学道于中岳，④遇到一位真人告知他将为王者师。公元415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新的道教符箓来改造“天师道”。影像说，“道”已经堕落腐化；三张（天师）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等其他弊端都应终止；应该大力注意正确地使用静坐和每日的饮食，注意吐纳和体操锻炼以求得长生。佛教的进德日新的修养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公元423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一个叫李谱文的人的异象，他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谦之为他的继承人。他要他敬拜诸天神圣，同时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们也是“天上的人”。他又告诫寇谦之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北魏王朝的皇帝，他在440年真的改年号为“太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巾军的乌托邦思想。

    寇谦之遇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图箓上奏给了皇帝。公元442年，他在官方于洛阳为道教祭祀所准备的道场（天坛）上把法物献给了皇帝，使他依法成为信徒。对君主施行这种正式的法事，使道教变成了国教。公元446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国遭禁止。①如上所述，尽力搞排佛活动的人是一位有极端思想的汉人大臣，寇谦之也有此思想，但却有很大的保留。天师并不反对佛教，因为他认为他大大得力于佛教之助。

    决不是所有道士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闹。当文人们在哲学方面把儒、释、道三教的因素象上面所讲的那样混合起来的时候，释、道两教的拥护者之间就可能开始产生了误会。释、道两教教会之间关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时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为道教那时很受宠，它是与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从前，即公元4世纪中叶，一个叫单道开的人②从敦煌经过中国去广州，作为治病术士，和《高僧传》中的人物佛图澄一起中途在邺停留了下来；可是我们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都染上了道教色彩，因此其他材料把他列入道教天师中，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467年释、道分裂已是如此彻底，道教作者如顾欢等人就把佛陀当作蛮夷之人，而郑重地宣称，道家和佛子不可能同戴一天。③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道士，即关于佛教的“三破论”的作者，①用儒家的排外偏见来反对佛教，并且使之达到了种族主义的高度；他说，如果老子反复以独身禁欲教育印度人，那是为了用种族灭绝的办法去灭绝这个野蛮种族。②为了把佛教弄得声名扫地，道士们企图证明，佛教不过是道教的替补宗教而已。老子曾教西夷以道教，根据传说，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后是走向西方去了的。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论，它最初是在汉末襄楷的奏疏（公元166年）中提出来的。③这个理论可能最初不是意欲伤害佛教，勿宁是用合释-道为一体的方法在糅合释-道的过程中使佛教取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

    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两教的教义，一视同仁地称述释、道两教。这种作法在宗教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当一种宗教想证明它反对另一宗教的正确性时，它就诡称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义。在欧洲的古代世界末期，当基督教跟异教哲学争辩时，基督教徒便宣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都是摩西的弟子，而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这就是查斯丁（公元2世纪）的理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更进一步地用了“盗窃”二字，即认为希腊人剽窃了《圣经》。相反地，当近代的耶稣会教士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在法国有一种所谓形象论者（Figurists）（即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人），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主张，许多圣经传统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史料中找到出处。对形象论抱反感态度的伟大的宋君荣（Gaubil）①在173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论者时曾说：“三位一体和圣餐的神秘奥义无疑地是存在于中国书中……”宋君荣接着说，形象论者

    把中国古代的帝王变成了《旧约》中的圣徒，或变成了圣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他们把中国这个国家变成了人间的乐园，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这样的：当西方科学被介绍给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又很自傲，说所有西方的重要发现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欧洲并未发现新东西。

    这就是老子化胡论最初被提出来时的精神。但是后来在大约公元300年，当外夷人开始渗入中国北部而尚未推翻晋王朝的合法统治者时，我们看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样开始表现出排外情绪，因而上述理论变成了他们手中反对这种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几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远讨论问题；帛远受过儒家教育，而喜与文人“清谈”。②为了为他在讨论中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王浮写了《老子化胡经》，严厉地攻击了佛教。

    这本书是释、道二教数世纪中争论的原因。它经过许多次的修订、窜改和无限制地添枝加叶，最后，它在13世纪时被蒙古大汗指责而付之一炬，至今仅存原书中的几句引语和后来版本的几个片断。佛教对于此书的一本驳斥之作发表于4世纪，名《正诬论》。这里没有把老子写成佛陀本人（象襄楷那样），而是写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说成曾在印度教导老子。这位“弟子”有时即被认为是摩诃迦叶（Maha-kā■yapa）。佛教辩护士有时甚至认为佛教从远古时期起即已为中国所知，甚至这是在孔子以前；他们有时认为孔子是佛陀的弟子，或者认为是佛陀的具体形象的化身。

    当寇谦之在北方活跃的时候，中国南方又出现了道教的三位伟大的改革者。第一位是葛洪（约公元283—343年），而以其抱朴子（此词出自老子）之号更为著名。这是他完成于公元317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这一时期的道教信仰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