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在汉代渗入朝鲜的直接后果并不引人注意。③将半岛的部分并入帝国的尝试已经作出，但是由于不存在来自这些部分对本土的威胁，因而没有建立诸如存在于西北和北方的保护线的呼声。汉朝制度在朝鲜成长的真正重要性表现于长期的文化效果。最后朝鲜成为将中国文化因素传入日本的代理人。这些因素源自儒学传统和佛教两者，它们进入更远的东方以前已在朝鲜生根。此外，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后来在日本应用的某些工艺（如造纸），很可能是从定居于朝鲜的中国人移民集团那里得到的。
早期接触
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1122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①箕子或其他早期中国冒险家可能遇见的部落大概是松花江周围后来称为夫馀民族的先民；沃沮似乎集中于纬度40度上下，秽貊生活在更南的地方，直到半岛的中部。关于这些民族的种族渊源或任何可用来对他们作鉴定的特征，所知甚少。
紧接着在公元前第2个1000年期间的未经证实的接触，出现了一段漫长的空白期，从此以后才有更多关于中国人在朝鲜的材料。历史记载可以说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当时燕的统治者采用了“王”的称号（前323年）。燕国位于控制着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其他六个大国的东北，是满洲和朝鲜诸部落的接近的邻居。由于力量和声望的增长，燕国有能力对南方的齐国（在山东半岛）施加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燕国的有些居民对朝鲜进行积极的贸易联系，他们在那里留下了大量燕国铸造的钱币。②贸易的条件或有关的商品种类都是难以查清的。
不出所料，秦帝国的建立开始了中国与朝鲜关系的新阶段。按照传统说法，躲避中国新政府暴虐统治的逃亡者设法前往朝鲜，但是这样的解释可能是出于后来的一种愿望，即为了加强对秦朝统治的抹黑。被提到的第一位逃亡者是卫满，公元前195年卢绾在东北发起了反对汉帝国的失败的起义，在此以后据说卫满到了朝鲜。③由于有1000名追随者支持，据说卫满在一个中国话叫做朝鲜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王国，这个地方靠近现代平壤所在地。后来的一种记载说，当时建立了第二个王国，位于卫满辖区之东，这不一定被人接受。①
汉帝国的最初几十年间听任卫满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这显然是合长安官员的意的，因为他们期待着他会抑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或侵略中国的领土。卫满本人从来没有访问过朝廷，他在地方上行使的权力是任何其他地方首领做不到的，这是力量的标志。很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朝鲜本地的制铁业在中国移民的指导下发展起来了；迄至此时为止铁器一直是现成地从中国带来的。
公元前128年，发生了一次建立中国权威的不成熟和流产的尝试。匈奴侵入辽西郡，杀死太守，并进入渔阳郡和雁门郡，在那里他们杀死或俘虏了3000人。为了对付这种威胁，中央政府派出卫青和另一个将军，他们抓住了几千俘虏。记载紧接着告诉我们，秽貊部落首领南闾带着不少于28万名追随者向中国人投降，为此建立了苍海郡，但在两年后撤消。②关于南闾或该事件所知的仅限于此，那么多的居民集团的投降竟没有较为持久的影响，这也许是令人吃惊的。完全可以理解，在那种特殊的时机，中国人并不愿意接受更多的纠缠，因为在这时，他们正开始尽力处理匈奴问题。
汉朝的扩张
只有当北部边境上的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和中国的渗透已成功地完成时，汉朝政府才有可能作进一步的努力。公元前109年，两支军队被派出远征，理由是卫满的后裔窝藏了许多中国逃亡者。尽管两支军队（一由陆道一由海路）在一次互相配合的行动中失败，中国最后仍迫使地方首领投降（前108年），并建立四郡管理该地区，这四郡名为玄菟、临屯、真番和乐浪。①
安排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地方官员们的权力范围受到怀疑，诸郡之一（真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武帝统治末年开始了缩减和撤退的政策，前82年撤消真番和临屯就是例子。②到公元1—2年，剩下的玄菟和乐浪二郡分别包括3县和25县。玄菟所属一县名高句骊，后来高丽一名渊源于此；乐浪包括朝鲜县。③
在中国人推进的其他地区，他们设立了属国，以都尉作为施加他们的权威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曾经承认地方首领或王拥有的称号，以加强那些统治者的声望，同时博得了那些人的忠诚。在高丽情况是不同的。在那里没有建立军事组织以反对强大的潜在敌人的迫切需要；也没有强大的部落单位，这些单位已经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首领和官员的统治集团。显然，这适合于严格地建立与帝国正规的地方机构相同类型的政府单位，并可指望郡县官员能够用同等程度的效率来管理他们的地区。
他们如何有效地做这样的事仍是一个有待推测的问题，但是考古的证据揭示了他们存在的重要痕迹。除了可能是乐浪郡府的遗迹之外，还发现了一些可能为高级官员建造的坟墓。此外，200座或许更多的汉代样式的坟墓在靠近平壤的地方发掘出来，它们很可能是中国移民的，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能够获得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