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乌桓与鲜卑共同以东胡一名为人所知。据公元2世纪的学者崔浩说，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原来居于匈奴（胡）之东，即现代内蒙古的某处地方。①东胡的力量在公元前8世纪末冒顿首次成为匈奴单于时达到它的顶点，他们经常向西侵入匈奴的土地。可是，局面不久便完全改变了。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冒顿征服了东胡。②
东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包括乌桓与鲜卑。当它被匈奴征服后，联盟显然不复存在。在整个汉代，没有能发现东胡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痕迹。
尽管按照中国资料乌桓与鲜卑有相同的语言和社会习惯，然而他们无疑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汉代偶然还彼此交战。与匈奴和羌不同，乌桓与鲜卑在汉朝以前和中国人的接触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汉与匈奴之间的斗争，乌桓与鲜卑，特别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历史的和考古的证据表明，乌桓到武帝时开始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而鲜卑仍孤立于中国朝廷之外，直到后汉王朝初期为止。③
乌桓的迁居
当匈奴征服乌桓以后，他们要求乌桓交纳正规的岁赋，主要是牛、马、羊和毛皮。公元前119年，汉朝将军霍去病给予匈奴以决定性的打击，迫使单于把他的宫廷从内蒙古迁走。汉朝因此有可能首次将乌桓和他们的匈奴霸主分开。为了防止他们继续向匈奴提供人力和物力，汉朝将乌桓迁移到沿帝国的北方和东北五郡的长城以外地区，这五郡是上谷、渔阳、右北平（今天的河北）以及辽西和辽东（今天的辽宁）
在实行这一移动时，汉朝政府实际上向乌桓提供了贡纳体制的保护。要求乌桓的部落首领们一年一度前往汉朝宫廷朝觐，以此作为归顺的象征。同时设置了护乌桓校尉，其公署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尽管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能是禁止乌桓与匈奴接触，但乌桓被指派负有监视匈奴移动的特殊任务。重要的是，校尉府作为一种新的机构设置首先应用于乌桓。它不但早于护羌校尉府八年，而且也可以推测为60年以后设立的更加精细的西域都护府提供了一个范本。①
然而，汉朝这个校尉府能否有效地管理乌桓，是有疑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整个前汉时期匈奴继续保有他们对乌桓的权利，而且随时可能迫使后者履行作为他们属民的义务。例如，晚至公元8年匈奴仍派遣使者向乌桓征集牲畜和毛皮作为“贡赋”。可是到这时，乌桓得知汉朝已经正式通知匈奴，乌桓处于中国的合法保护之下，因此就拒绝遵照办理，并杀死了匈奴使者。他们还掠取了属于随同使者前来贸易的匈奴商人的妇女、马、牛。
被激怒了的匈奴人以袭击乌桓来进行报复，绑走了一千名以上乌桓的妇女和儿童，目的是要赎金。后来，二千余名被绑者的亲属带着牲畜、毛皮和衣服前往匈奴交换俘虏，匈奴不但留下了赎金，而且把他们也当作俘虏。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匈奴与乌桓在公元前119年以后仍保持着官方的与民间的关系。①
另一方面，汉与乌桓之间的关系是更为紧张的。例如，在前78年，匈奴在辽东进行一场针对乌桓的报复性战争的消息传到中国，汉朝便派遣将军范明友前去拦截匈奴。可是，在范到达时，匈奴已经离开该地。由于乌桓新近曾对汉朝疆土进行多次袭击，朝廷反而命范明友去攻打乌桓。汉朝军队杀死了6000余名乌桓人和他们的三个首领。其后，乌桓继续频繁地袭击东北（现代河北、辽宁），结果每一次都被范明友的军队所赶走。②
在新朝（公元9—23年）初年，中国与乌桓之间的关系有相当的改善。中国使节在公元10年前往匈奴，成功地商定释放被俘的乌桓人，这便使乌桓欠下了新朝的恩情，关系的改善导致把乌桓编入中国的军事体系。王莽有乌桓军队驻扎在代郡（在山西的极北），但他们的忠诚则是可疑的，因而他们被要求派家属到中国作人质。后来，当乌桓士兵叛变时，中国政府将全部人质处死。乌桓因此起来反对汉朝并和匈奴联合。③
贡纳体制下的乌桓：考古的证据
公元49年是汉与乌桓之间关系的新时代的开始。在那一年，光武帝以大量的钱和丝绸作代价，成功地将乌桓诱入汉朝的贡纳体制。来自辽西的乌桓酋长和首领不下于922人前来朝见皇帝，他们所带的贡赋包括奴隶、牛群、马群、弓弩和各种毛皮。皇帝为他们举行国宴并赏给他们珍贵的礼物，以示礼遇。在该年较晚的时候，多数酋长要求成为帝国的内属，皇帝授予81名乌桓部落领袖以王或侯的荣誉称号。作为内属，这些乌桓部落被允许居住在沿边诸郡。汉朝向他们提供食品和衣服。作为报答，他们承担保卫边境反对匈奴与鲜卑的义务。
与此同时，重新设立乌桓校尉府，其公署在宁城。①和前汉相比较，后汉这个府的职能有相当的扩大。它不但负责乌桓事务，而且也有责任处理鲜卑的事务。更加特殊的是，它的职权范围包括管理礼物和食品，安排正规的季节贸易，并从那些愿意参加汉朝贡纳体制的集团取得质子。
新近的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宁城乌桓都护府的知识。1972年，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发掘了一座装饰有彩色壁画的重要的后汉墓。该墓的时间断定在公元145年到200年之间。在两幅直接与汉和乌桓关系有关的画中，一幅表现了校尉巡回视察的场面。②
这幅图画上的题词说：“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可以确定，画中有128人，129匹马，和11辆车。校尉在图画的中部；他乘坐一辆三匹马拉的官车，周围是部属和士兵。题词提到他的属下的某些头衔，是《后汉书》的官府建制表中所未曾包括的。③图画的证据也许暗示，到公元2世纪末，校尉的权力可能因校尉府需要的增加而大大地扩大了。
另一幅图画表现了宁城城中的各种活动。校尉府在城市的西北部，它实际上占全图的主要部位。画中的校尉坐在大厅的中央，接受宾客的问候，后者大多数显然是乌桓人或鲜卑人。这是可以从他们的红色和褐色的衣服和他们剃光的头（有的在顶上留有一小簇发）推断的；这些细节和文献资料中关于乌桓与鲜卑二者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①他们中有些人坐在建筑物中，而其他人则排在主要入口之外，显然等着向主人致敬。在院中一伙杂技演员正在为客人表演。在前面的宾客好像是一个乌桓酋长，他是由两个汉族官员伴随的。
在图画中显示的其他建筑物包括军事设施和文官住所。此外，有乌桓和鲜卑前来贸易的市场。整个地区由骑兵和持长矛的步兵组成的重兵把守。
完全可以断定，墓主是一个汉朝边境官员，他的经历在被任命为乌桓校尉时到达顶点。很清楚，壁画的目的是叙述他生活中的主要事迹。可是，在后汉和三国时期的所有乌桓校尉中，根据现存历史记载只能确定17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和这个墓主的生平细节是确切符合的。50000439_0474_1②
作为以汉为一方和以乌桓与鲜卑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证据，对这些壁画的重要性作很高的估计是不过分的。它们不但以最生动的方式证实了正史中提供的记载，而且还揭示了许多其他有趣的细节。例如，我们第一次既有关于乌桓与鲜卑的生活又有汉朝贡纳体制实际进行的某些明确的观念。③在另一幅壁画中描绘了所谓“胡帐”。就我们所知，恰恰就在造此墓的前后，胡帐在中国上层社会中由于灵帝（公元168—189年）的影响而风行一时，因为他首先在宫中采用了它。50000439_0475_0①
在宁城重建校尉府证明是十分成功的。在汉帝国与乌桓之间存在普遍和平的关系达半个世纪之久。证据表明，乌桓忠实地履行协议中他们的职责。他们不但坚定地和汉朝一起抵抗匈奴和鲜卑的侵略，而且参加了对付帝国境内其他叛乱的其他军事活动。例如，公元165年，26000名幽州和冀州的乌桓步兵和骑兵被调往南方去平息零陵（湖南）和苍梧（广西）的大规模的蛮人地方叛乱。②太尉张温也曾派遣3000名幽州乌桓骑兵前去协助镇压凉州的叛乱。③
在公元2世纪，乌桓骑兵已经获得了如此高的声望，以致他们已开始为皇帝服役；据报道，数百人被用来作为皇宫警卫。后来，在207年，对他们战斗能力的赏识导致曹操将乌桓骑兵收编入他的私人军队。④可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忠诚，曹操再一次要求乌桓战士将他们的家庭置于中国政府的照看之下，作为人质。例如，在217年，当乌桓首领鲁昔和他的骑兵屯驻在池阳（山西）时，他的妻子留在晋阳（陕西）作为人质。⑤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这种中国惯例至少自王莽时便已开始通行。可是，乌桓过多地被用作军人的情况播下了叛乱的种子。
公元187年，渔阳（河北）的两个原汉朝地方官员张纯、张举与幽州的乌桓首领结成军事联盟，在北方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影响到幽州、冀州、青州（山东）和徐州（也在山东）。从一开始，张举确信他的计划将会成功，因为按照他的估计，“乌桓数被征发，死亡殆尽，今不堪命，皆愿作乱。”①
中国人与乌桓人在这次叛乱中的合作证明，自从乌桓在汉帝国内部定居以来，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的密切。后来，在205年，当曹操的军队向北部边境推进时，幽州与冀州的十余万户逃往乌桓寻求保护，此事说明在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已逐步发展起来。②这是由沿着边境进行的兴旺的贸易发展所取得的效果。在公元2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宁城胡市的繁荣使幽州成为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结果，当黄巾起义时，100余万中国人从青州和徐州迁到该地。作为内属，许多乌桓人也已开始从事农业。例如，魏文帝（公元220—227年）时期，雁门（山西）郡守请求豁免在他管辖下的大约500家乌桓人的地税和户口税，理由是他们支持在军中服役的成丁。这个事例毫无疑问地说明，这些乌桓家庭已经成为中国行政管辖之下的正式“编户”。③
在汉代中国内部的乌桓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难以估计的。《后汉书》报道说，灵帝朝（公元168—189年）之初，上谷、辽西、辽东和右北平四个北方郡的乌桓人口大约由16000落组成。根据现代的研究，每一落平均约有30户，每户约有7口。④假定每一单位包括200人，那末在上述四郡乌桓人口总计约300万人。
鉴于公元2世纪最后十年据报道幽州乌桓已俘获中国人十余万家，这个数字并非无据。⑤况且，如上所述，在205年有十余万家中国人逃往乌桓寻求庇护。这些家庭的总人数可能是100万左右，乌桓在20年内能够同化如此多的中国人是难以想像的，除非他们自己的人口数倍于此数。
鲜卑与汉
在整个后汉时期，除了乌桓定居在帝国之内以外，许多部落地处边界之外，最后为鲜卑所同化。这是与汉代中国建立关系的最后的群体。在他们败于冒顿手下之后，鲜卑人逃到一个远离辽东边境的大概从内蒙东部伸展到满洲的地区。因此，整个前汉时期，他们与中国之间隔着乌桓。
后汉初年，鲜卑经常与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