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王室的一整套复杂的关系。派往长安的丝绸之路诸国的异族人质能够分享中国文明的安乐；与此相反，下嫁给亚洲地方首领的公主则要在未经教化的夷狄中间过艰苦的生活。这样的交换并不是总能使双方和睦相处。有几次，中国人的慎重的外交安排让位于暴力，汉政府不得已而派远征军深入中亚，以维持它在那里的存在。①

    留存的文物证明，中国的丝绸在这些路线上频繁地运送。②中国的丝绸最后可能抵达地中海地区的目的地，虽然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来往。经过了几十年，丝绸的出口形成了一个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其中除中国外还有五方参加，但它们却不知道它们伙伴的活动和目的。这几方来自罗马、中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或中东）。中亚的非汉族赶牲畜人充当了中国货物的运输人或向导，中国从中亚取得马匹和璞玉，可能还有羊毛。最后，丝绸运到罗马，在那里成了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装饰品。罗马还输入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和印度的胡椒；罗马则为这些货物支付铁制品、玻璃或金银块，这些东西的遗物现在已在东亚和东南亚发现。在贸易路线西端，货物的运输、管理和储存由非洲（那里也是某些香料的产地）和中亚的精明的经营者负责。

    中国的军人、官员、外交使节和殖民者向外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距离，这样做，鼓励来自汉政府。但在遥远地区设立象敦煌那样的新郡常常表示中国人准备扩张而不是建立巩固而有效的中国行政。的确，快到武帝末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中国人过度使用力量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于公元前104年率大军出发，想把中国人的意愿强加给大宛（费尔干纳）王；他不光彩地被迫退回敦煌，只是在第二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以后他才完成了使命。快到武帝朝结束时，桑弘羊原想通过在龟兹之东的轮台（布古尔）设定居地，设法巩固中国西面的地位，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原因是费用太大和过于冒险。公元前99年，李陵在深入异域时经过英勇奋战后战败；公元前90年，李广利也被匈奴所败，象李陵那样被迫向其宿敌投降。①

    同时，中国人也不是不顾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的可能性。正象张骞向西北开拓那样，庄助在向南方的推进中起了带头作用。在南方，汉朝军队面临着他们不习惯的多山、多林或沼泽的地形及滋生瘴气的气候。但南方没有象匈奴那样强大的对手。经过了比西北为期更短和更局部化的战役后，汉朝官员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并设立新郡，争取地方领袖的效忠或给他们一定程度的独立。

    武帝时期向西南和东南作了相当大的扩展，同时巩固了汉朝在南方和朝鲜的权力。②从公元前135年起，已知取道牂柯江从西南运送货物至南越的贸易十分兴旺，约10年后，张骞报道他在大夏看到了从蜀运去的中国货。政府希望，通过赢得西南少数几个主要部落领袖的善意，汉朝政府就可以相当完全地在那里出现，同时能从那里的物质资源（包括几种贵金属）中获益。当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时，在南方的推进停了几年。但到公元前111年，通过设立牂柯和越巂（云南和四川）两个新郡，汉朝势力已经扩大。益州郡随之在公元前108年建立，并且朝廷通过册封王的称号，争取地方领袖的好感。同时，南越不忠的威胁和爆发的叛乱促使政府派出远征军，远征军成功地恢复了汉朝在南方的威信。结果，成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南岛。

    在东面（福建），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与分别建于公元前202年和前192年的闽越和东瓯两个独立国建立了关系。虽然有时率领水师的武帝将领成功地阻止它们对汉领土施加任何有敌意的压力，但那里被认为不宜定居，土著居民也桀骜不驯，不肯承认地方的行政单位。总之，有人怀疑设郡在多大程度上一定表示对边缘区的控制。

    在朝鲜，公元前128至前127年设苍海郡的企图未实现，但在20年后进行了一次更为成功的冒险行动。公元前108年，朝鲜的一些地方领袖向汉军投降，于是在半岛上设立了四个郡（见地图8）。

    后来在中国的政策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时代生活的批评家们敏锐地指出，这些冒险行动极为劳民伤财。作为收获，到公元前104年，约有20个新郡被列为帝国的行政单位。①在15年内，中国北方几乎根本没有受到侵袭；中国的权威已在西北显示出来；在以后几十年中，匈奴在公开与中国对抗时将犹豫不定。除了以丝绸换取马匹和玉器外，中国已学会种植和利用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三叶草）、石榴和葡萄树。在长安城，汉帝举办宴会、展览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使来访者深感汉帝国的富强，其中有些外国人（如匈奴的金日�悖┍凰捣�为汉帝国效劳，甚至升任最高的文官；其他许多人因被封为帝国的侯而为汉朝效忠。②

    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

    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的突出表现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80—前117年）给称之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①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②约死于公元前110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迁（约死于公元前86年）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是范例。③虽然由于这些或类似的贡献，诗、哲学和历史写作都得到了新的动力，武帝本人却没有明显地关心这些活动，尽管文献记载中的确收有被认为是出于他笔下的一些短诗。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他在国家的宗教祭礼和个人信仰方面的个性和活动。

    通过参加既定的祭礼和举行某些新的仪式，武帝以皇帝专用和不准其他凡人使用的方式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作为尘世人类命运的最高裁决者，他正在采取与超凡的神圣力量联系的措施，以期获得它们的保护和赐福。下面将要谈到，当改造派的态度代替了时新派的主张时，对这些力量的观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④

    汉武帝从前人继承了在建于雍的神坛祭祀五帝的任务。但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比他们更加虔诚，他首先在公元前134年来到神坛，以后去了七次。为了补全对那些被认为进行千秋万代和无远弗届的统治的神祇的祭祀，武帝在公元前114年举行了对后土的祭祀，以及在公元前113年对太一的祭祀。以后他五次在汾阴祭祀后土，三次在甘泉祭祀太乙。在开始举行这些形式的祭祀的同时，朝廷还设置乐府，其职责是为仪式作音乐伴奏；正史中还保存着19首歌颂这些盛典的颂诗文本。①

    除了代表王朝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外，武帝个人还沉溺于寻求通往长生的道路。如同秦始皇时期那样，这条通往长生的道路这时被认为是经过神圣的蓬莱岛而后道经东方的仙境而展现的。还有报道说，汉武帝易听信方士的主张，这些人答应使他长生，或让他的一个死去妃子复生。这些记载都可在严肃的正史中找到；从公元3世纪的文献开始，这些记载连同武帝的神话变成了荒诞之说和传奇；而武帝则成了具有半仙法术并与西王母有来往的君主。②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汉帝耗费巨资，浩浩荡荡地巡幸这一圣岳，其远行的目的似乎又是寻求长生。这一次主要祭祀可以促成所希望的幸福的黄帝。这时这种新的祭祀方式被接受，可能是因为一般方士已受过考验，并被发现都不够格，他们的诺言也都未实现。③

    在知识方面，公元前105至前104的这一年形成了帝国自豪和自信感的**。大约在60年以前，贾谊曾经徒劳地提出，王朝应采用土德，以代替秦采用的水德。这时，朝廷认定改变五德之运的时机已经成熟，这表示王朝自觉地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有了信心。汉朝的命运与宇宙的循环运动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一规律，一个阶段，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将定期地让位给其后继者；通过改崇五行中的土以代替水，汉王朝向世人表明，它因征服了前一王朝而有权进行统治。其他象征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采用新历法和国家的高级官职改用新的名称。特别是从公元前104年起，王朝以新年号纪年；选用的年号为“太初”。①

    王朝的混乱

    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很快使那些经历了公元前104年开始的新时代的人们的乐观情绪化为泡影。政府在五年之内，不得不任命专使用武力去恢复秩序。可能是在公元前90年颁布的一道诏令暗示了民不聊生和盗匪横行的事实，还提到应采取极端行动去消灭这些现象。特别是汉朝在公元前91至前90年经历了一场几乎使皇室垮台的王朝危机。自公元前122年以来，王朝第一次没有正式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公元前88年出现了一次暗杀皇帝的未遂行动。②

    产生这些动乱的原因部分是宫内后妃及其家族的势力日益扩大。在文帝和景帝两朝，妇女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左右一切。文帝之后和景帝之母窦后可能劝说她周围的人要恪守道家对待生活的美德，但是她没有促进她家族事业或对政策施加影响的非分之想。她的亲属只有窦婴一人在政府担任高官。①可能是公元前135年窦太后之死和她的起限制作用的影响的消失，才使武帝的政治家们放手地采用他们的新的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但同样可能的是，这些发展与她在朝廷施加的任何影响无关。

    一种更复杂的国内局势成了武帝时期的特色。一批外戚担任了国家的高级官员；从政者能够把他们的女儿嫁给皇室的成员；最后他们成了国丈。政治的倾轧已与帝位的继承问题联系起来。某个政治家及其同伙的失势，或他政策的失效，可能取决于皇后或太子的命运。

    产生这些结果的暴力行动可从武帝第一个姓陈的皇后的例子中看到。她在公元前141年被封为后，但未能生育继承皇位的后嗣。为了使她摆脱困境和不受其竞争者的妒忌心的折磨，她的女儿求助于巫术；这些活动被发现后，皇后被废，与此事有牵连的不下300人，他们都被处死（公元前130年）。

    陈后被废之后有卫后（公元前128年被封）及李妃、赵妃、王妃和另一个李妃。她们的亲戚在制订汉朝的政策时和在武帝朝的政治舞台上起了重要的作用。②中国的两名杰出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分别是在公元前91年被迫自尽的卫后之弟和外甥。霍去病之异母弟霍光和霍光之子霍禹在霍家于公元前66年失势前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卫后之子刘据在公元前122年被宣布为太子，在公元前91年自尽而亡。他的孙子（以其帝号宣帝著称）在公元前74年登位，并娶霍光之女。

    在公元前104至前101年率军远征中亚、后来投降匈奴的将领李广利是李夫人之兄；李夫人死于公元前87年的某个时期；她的另一兄长李延年曾任协律都尉，负责宫廷的乐曲演奏。她的孙子刘贺在公元前74年昭帝死后在位27天。昭帝本人是武帝另一个姓赵的妃子之子；不同寻常的是，她的家族似乎没有卷入政治，公元前87年，她的儿子被选为武帝继承人，这事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她没有任何亲戚在朝廷担任高官。武帝其他后妃所生的三个儿子为帝国内三国之王；其中的燕王刘丹两次企图夺取皇位，在第二次失败时丧了命（公元前80年）。

    武帝的后妃及外戚互相倾轧的复杂情况值得作较详细的叙述。在武帝朝的前50年，卫家保持着支配地位，这时时新派政策正被采用并在强化之中。正当这些政策证明其代价会使国家毁灭和需要实现紧缩时，公元前91年发生了一场王朝危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期中，李夫人的家族试图使卫家失宠。长安城中爆发了五天战斗；一方是卫家的太子，得到罪犯和囚徒的支持；一方是敌对的军队，他们仍效忠汉武帝，但痛恨卫家而亲李家。皇帝本人则安居在他的甘泉夏宫中。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有人声称，并有一定证据证明，高级官员和全城正大规模地施行巫术。

    如果历史可信，这次为猜忌心理的总爆发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战死的人数可能达到一万。除了皇后和太子自尽以外，皇后的两个女儿被处死；已知六名亲戚，包括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九卿之一）公孙敬声，也死于非命。公孙贺为皇后的妹夫，与其子死于狱中。被控施行巫术的其他受害者包括著名将领公孙敖（与公孙弘无亲属关系）和赵破奴。公元前91年9月期间，卫家几乎就这样地被清除了；然而形势又转而对它有利而不利于李家，后者因其直接政敌的垮台而大受其益。两名御史大夫（暴胜之和商丘成）的自杀和另一名丞相刘屈厘的处决是恢复相对稳定的部分代价；随着传来李广利向匈奴投降的消息以及他两个弟兄和他的儿子被处死，李家也倒了。

    表6  武帝及其后妃

    表6  （续）

    卫家和李家的大部分成员已被清除，但仍留下了一个性格坚强和有相当实力的人，他很快将在朝政中起领导作用。此人即为已故卫后的姻亲霍光。①长期以来，他在长安的议政堂中有发言权；他在那里极力避免卷进阴谋之中，或使自己受到怀疑。

    年迈的武帝在公元前87年春患病，人们很快就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此时，继承他的太子尚未指定，据报道，霍光曾向武帝询问后事。武帝的遗愿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其遗愿在多大程度上是霍光自己的意图，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搞不清楚。最后，计划在高级官员的保护下把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推上皇位。政务由以大司马霍光为首的三名高官负责；另两人为金日�愫蜕瞎勹睢Ｈ�人得到这时担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的支持。同时，通过任命田千秋为丞相，保持正确的汉代体制；根据各方面的反映，他是对三人执政的决定唯命是从的人。

    这些任命可能是在公元前87年3月17日的一道诏令中宣布的。3月27日，赵妃所生的刘弗陵被定为太子。太子才八岁，当时已无母；他不是卫、李两家的人，指定他为太子，将使两家的幸存者不能再策划参与政事。有人甚至假设，为了确保朝廷不再受妇女的影响，他的母亲已悄悄地被处死，但这种主张提不出证据。这名儿童被指定为太子刚两天，他父亲去世，他正式登基，世称昭帝。

    ② 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7页。 ① 《汉书》卷四，第116、127页；卷六，第15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41、259页；第2卷，第27页）。 ① 《汉书》卷六，第159页及171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54页）。 ① 例如见《汉书》卷二八，其中列出了帝国的行政单位，并相当详细地说明它们的大小和范围。 ① 关于对铜鼎实际发现的日期及追溯性地采用年号的做法的怀疑，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71、 121页。当时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号有“元封”（表示皇帝于公元前110年登上泰山）、“太初”（表示公元前104年皇帝感觉到的自豪感）。关于纪念吉兆的年号，见下文《思想文化背景》。与早期做法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一个皇帝的整个在位期用一个年号。 ① 这里不能提供精确的数字，因为不知道有些郡设置日期的全部材料。 ② 《汉书》卷六，第9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96页以下）；卷十九上，第741年。原来的编制为11名官员，又为边外区（朔方和交阯）增补了两名。此外，从公元前89年起，京畿区及几个邻近的郡由一名类似的官员司隶校尉进行视察。 ① 关于这些墓的最详细的描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1980）。 ② 《汉书》卷六，第17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51页）；卷十五上，第427页；卷六四上，第2802页。又见本章《地方组织》。 ③ 关于封侯的详细情况和每个侯的继承世系情况，见《汉书》卷十五上、卷十五下（王子）、卷十六、十七（功臣）和卷十八（外戚）。 ① 《汉书》卷六，第1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80页以下）；《〈汉书〉译注》第2卷，第80页以下；《〈汉书〉译注》第2卷，第126页以下。 ① 关于爵位的等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关于晁错的建议，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0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58页以下）；《汉书》卷四九，第2286页。捐军爵的费用似乎不低，可能很高，但是文献材料众说不一，还可能不完全，因此不能肯定。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5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3页以下）。 ③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8页以下、第366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2—1953）第1卷，第60页以下。 ①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77页以下；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坎布里奇，1952），第21页以下。 ② 见地图7；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62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41页以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第249页以下。 ③ 《汉书》卷六，第1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90页）；卷二九，第1679页以下。 ④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6、61页，及第144页注26。 ⑤ 《汉书》卷六一，第269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0页；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载《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2卷，第117—136页。 ① 《汉书》卷六，第735页；卷二四下，第1170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97页）；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36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三十，第1431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75页以下）；《汉书》卷十九下，第780页；卷二四下，第1173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页以下）；卷五八，第2624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73—1175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页以下）。 ③ 《汉书》卷二四下，第1137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7页以下）。 ① 关于殖民扩张的更详细的论述，见第6章。 ① 关于张骞旅程的日期和他在公元前113年之死，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1967），第135—136页；西嶌定生：《中国历史》第2卷，《秦汉帝国》（东京，1974），第19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9—210页注774、第218页注819。 ① 关于这些关系的概要，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39—66页。 ② 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104、153页；关于其他中国货的行销，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58页注160。 ① 关于李陵，见《汉书》卷五四，第2450页以下；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0页以下、119页以下。关于李广利，见《汉书》卷六一，第2699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页以下。 ② 关于在南方的进展，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页以后；《汉书》卷九五，第3837页以下。关于考古文物（包括为滇王刻的中国式的印玺，见威廉·沃森：《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 1971），第149页以下；埃玛·C.邦克：《滇文化和它与东山文化的某些特征》，载《早期中国艺术和它对太平洋盆地可能产生的影响》，诺埃尔·巴纳德编（台湾，1974），第291—238页。关于中国在朝鲜的进展，见K.H.J.加德纳：《朝鲜古代史》（堪培拉，1969）。 ① 由于缺乏完整的材料，确切的数字不详。新郡包括：西北的两个，东北二至四个，北方两个，西南三个，西边两个，南方九个。 ① 见《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上、下；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1964）；《〈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 ② 见《汉书》卷五六。《春秋繁露》被认为是董仲舒所作，但有人对该书的全部或某些部分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③ 关于这两名作者的重要性，见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的几点意见》，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比斯利和浦立本编（伦敦，1961），第31—43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1958）。 ① 武帝于公元前123、122、114、113、110、108和92年驾临雍；于公元前107、105、104、103和100年驾临汾阴；于公元前106、100和88年驾临甘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6页以下、第193页以下。 ② 关于东方仙境和对它的描述及西王母和西方仙境的描述，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之追求》（伦敦，1979），第2、4章。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84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2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5、20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4页。这一节的主要史料取自《汉书》卷六、六三、六六、六八和九七上（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章）。 ① 窦婴在公元前154年的叛乱时任大将军，并在公元前140至前139年期间升任宰相（《汉书》卷十九下，第766页）。另一个侄子窦彭祖在公元前153年任太常。关于窦婴，见《汉书》卷五二，第2375—2377页。 ② 她们是李夫人、赵倢伃、王夫人和李姬。 ① 霍光之父霍中孺最早娶卫后的一个姐妹，霍光为中孺所娶的另一妻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