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有关的几卷。这部叙述范围从传说阶段直至公元前100年前后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谈（死于前110年）、特别是其子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年）两人的共同创作。就秦而言，最重要的几卷是卷五（秦国直至前246年的逐年的大事记）和卷六（前246—前206年秦国和秦帝国的逐年的大事记）。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除非另外注明，一般取材于这两卷。但偶尔还利用远为简单和比较不重要的卷十五（前476—前206年秦及同时代主要诸侯国的大事表），以证实和补充卷五和卷六的记载。其他有关材料见于《史记》的几卷书，特别是论国家宗教（卷二八）、水渠（卷二九）和经济发展（卷三十）的几卷。这些都收于沙畹的极佳的法译本《〈史记〉译注》中。《史记》的后半部分由著名人物的传记组成，其中几篇传记对秦史极为重要。最重要的几篇已被卜德译成英文并加以论述，见他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年）；另外三篇的译文见他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1940年）。蒂莫特斯·波科技编的《史记》的部分译文书目，已收于法译本《史记》第6卷中（1969年出版，第113—146页）。

    《史记》之后有《汉书》，它由班固（公元32至92年）及其亲属所编。《汉书》的少数几卷与《史记》对秦亡汉兴事件的叙述部分重复。另外，它的几卷“志”包括了关于秦的简要材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论法律的卷二三，何四维的《汉法律残简》中有其英译文；论述国家经济的卷二四，已由南希·斯旺译成英文，见《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1950年）。

    在司马迁用来记述战国时期（前403—前221年）的史料中，现在仍存在的一种是《战国策》；此书有詹姆斯·克伦普的英译本（1970年）。虽然此书有一部分叙述秦史的情节，但其价值与《史记》相比则是次要的，这既因为它的叙述不系统，又因为它的内容大都具有轶事和文学的性质，而不是历史。1973年从马王堆汉墓第三号发现的《战国策》的部分文字，包括传统版本所没有的材料。但是，这些新材料中没有关于秦史的新东西。《文物》（1975.4，第14—16页）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1976年）中载有这段文字的现代汉语译文。

    在思想方面，秦帝国的崛起与称之为法家的政治理论家学派特别有关系。有关主要的法家作者和政治家的译文和研究包括以下几种：W·K·廖的《韩非子全集》（1939、1959年），这是对这位最有名的法家理论家（死于前233年）的著作的不大高明的译本。顾立雅的《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申不害》（1974年），此书挑战性地和有争议地试图再现一个其著作早已散失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戴闻达的《商君书》（1928年），这是一部关于使秦国兴起的主要政治家商鞅（前338年死）的研究著作，书中还翻译了历来被错误地认为是商鞅所作的重要的法家文书。后来在有些方面超过戴闻达的苏联的研究著作，见Л·C·别列洛莫夫的《商君书》（1968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对该书的书评（载《通报，55〔1969〕，第322—324页）。上述两部著作应与杨宽更早的研究《商鞅变法》（1955）进行比较；李幼宁编的《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1977年）中有杨宽著作的英译文，并附有长篇介绍。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校勘水准是相当高的。此外，关于秦的几卷比记述同时代其他列国的卷更详细，还可能更可靠。这是因为基本上据以写成秦史几卷的秦的历史记事（现佚失），在前213年秦政府下令明确地免予销毁。然而这几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名作者窜入《史记》。其中有些情节已见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录2中将作更详尽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学现在对历史学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秦代方面，重要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阳一座主要宫殿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4年开始，到1978年仍处于初步阶段）；离秦始皇陵墓1.5公里一个遗址的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的发掘。陶复的文章记载了秦皇宫的发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