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时代的中央集权进程（805—820年）（1/2）
河北方镇叛乱爆发时宪宗不过是个幼儿，当叛乱结束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但是在他于805年即位时，他已经是27岁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长期间他亲闻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亲的孤立无助的处境。从他在位期间的作为可以充分看出，宪宗既很坚决地力图振兴皇室的威望，同时又对于朝廷内的政治势力有详细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强有力的皇帝。
力图中兴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显示中央政府在战场上能有所作为。②从806年到819年，宪宗在反对六个最桀骜的方镇时成功地在七次重大军事对抗中取得了进展。在取得领土和政治的进展以后，政府还接着推行了各种制度上的改革以补其不足。结果仅在15年内就大大地恢复了长安的权力。当然，宪宗没有能够再建立玄宗时代的大一统帝国。事实上，在9世纪初的十多年中曾一度驯服的三个独立的东北三镇，在20年代又离弃中央政府并且再也没有重返中央的怀抱。其他许多方镇虽然效忠于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盘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可是重要的一点是，再也没有爆发像8世纪那样大的叛乱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了。的确，在宪宗死后的国内40年和平时期中，843至844年昭义镇的叛乱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与方镇之间搞了一个新的变通解决办法。我们尽管有种种保留，朝廷显然在这里仍占了上风。此外，唐帝国已经充分地重建起来。唐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经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大动荡而历久不衰，直到宋朝开国前仍是如此。不论从哪方看看，这些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业绩。
宪宗对那些弄权的方镇发动对抗时是很小心谨慎的，因为他决心不重犯德宗在部队未准备就绪以前就鲁莽从事的错误。在806年初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他的部下刘辟将军要求继承韦皋的职位。①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因为他认为在即位之初不宜马上去对付这一最后通牒。可是两个月以后，刘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为三的所有三个镇。大约25年以来剑南西川一直是防备吐蕃和南诏入侵的重镇，而且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这种肆无忌惮的挑战预示着会有一批持强烈敌视态度的方镇要求扩张大片领地。宪宗已站稳脚跟，拒绝刘辟的第二个要求，用禁军给他以反击。806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队出乎预料地在对刘辟之战中取得了轻而易举的胜利。刘辟及其上层谋士均被处死，在朝廷选派的新节度使之下恢复了秩序。这里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零星的麻烦，但它们大多数是由于难以在这种种族复杂的地区推行中国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州镇无视长安权威的结果。
到了807年春天，全帝国的方镇开始看到了京师重振旗鼓的气象。长江三角洲富饶而盛产稻谷的浙西镇节度使李锜故意藐视皇帝要他朝觐的命令，想在新皇帝变得过分强大以前给他一个难堪。于是在他邻近的一个节度使的指挥下，迅速对李锜组织了一次讨伐。不到几个星期，李锜的畏罪的下属罢黜了他，后来他在长安被处死。如我们所料，朝臣们都无比高兴，大家都在谈论唐室的真正中兴。特别是神策军和从忠于王朝的淮南征调来的讨伐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得很出色，出现了能与皇帝的决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心。
更加麻烦得多的对抗发生在809至810年，这时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方镇之一的成德发起了挑战。这是宪宗自己挑动起来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德宗在781年向东北挑战那样，问题还是节度使的继承权问题。成德镇原节度使在808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名副其实的节度使。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以后，成德镇在前几次移交权力时，每次都由长安照例予以批准，虽然批准是很勉强的。这一次受了最近几次胜利鼓舞而变得胆大起来的宪宗，决定不失时机地革掉当地自决节度使继承人的陋习。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让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镇属下的两个州来换取批准，但这一妥协马上破裂。809年后期爆发了战争。可是，政府的讨伐军在次年初春陷入困境。首先是军费开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顺的州镇抽调来的杂牌兵协调统一起来的问题不能够完满地解决。①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宪宗委派宦官吐突承璀（820年死）为讨伐军指挥官，这一举措虽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朝廷看来也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战役中更显得不可思议。下级将军们的士气因吐突的无能而受到挫伤。宪宗经过劝说终于相信，讨伐成德镇的时机未成熟，因而在810年年中双方都撤出战场。王承宗保留了节度使职位。
军事行动在往后几年中中辍，因为宪宗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在为了安排好未来的战斗而想尽方法加强他们的政治和财政地位。吐突承璀卷入了一桩贪污案件，被解职和流放，皇帝说，“朕去之轻如一毛耳。”①809年，宰相裴垍（死于813年）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述），据说在811至812年税收便增加了。宪宗时税收、免税、官员的编制名额和薪水等方面的一系列诏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朝廷政策的关系都尚未得到详尽的阐发，虽然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可是，也许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的运动把唐帝国——政府和人民一起——几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当然，从宪宗时代的中期起，朝廷对于国家财政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财政问题是太复杂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决。
810年到814年之间经济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进展很可能就大为减色了。比如在812年，东北另一长期闹独立的方镇魏博竟然自愿归顺朝廷，从而结束了经历四世的这个世袭节度使职位。曾经讨论过进军魏博并使之完全按照长安的条件顺服的可能性，但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宪宗对它的归顺作出的反应是大量赏赐金钱，并且作出几项礼遇的表示，例如准许该节度使更换更响亮的名字，以示对浪子回头后的厚爱。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胜利看来成了整个中央集权化过程的转折点，因为长安不战而屈人之兵，指顾之间就搬掉了一块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大石头。
从814年直到819年，宪宗狠狠地打击余下的不恭顺的方镇。第二阶段军事攻势的主要胜利是取消了淮河上游淮西镇长达60年的独立状态。①虽然淮西对长安的对立不如河北诸镇那样为人所知。但这里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淮西的形势会危及运河的交通和漕运，同时也因为淮西的军队很强大和顽强。唐王朝对淮西的讨伐也开始得很有特色，因为节度使刚刚故去，他的儿子吴元济想取得继承权。朝廷认为淮西的周围是忠顺的各方镇，它是孤立的，所以很快拒绝了他的要求，吴元济便首开战端。可是，淮西之役旷日持久，打得也很艰苦，从814年—直拖到817年秋天。中央政府的讨伐部队四面合围了淮西，但他们的协调作战一度很差。官军的将军们都不肯冒全力出击的危险。另外，中央政府与成德镇的冲突再次爆发，东北的这个第二条战线也使他们分了心，因而不再进击。还有一件分心的事是平卢（今山东）节度使用游击队小股窜扰。平卢所关心的是不让官军战胜淮西，因为它认为它本身会是中央政府下一步打击的明显靶子。平卢的恐怖分子在长安刺杀了一位宰相，破坏了仓廒，而且一再在东都洛阳纵火。朝廷里的一片混乱和失望情绪会压垮一个二、三流皇帝，但宪宗表现得很坚定。最后，在皇帝和宰相裴度（765—839年）的统一指挥下，政府在817年年中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专攻淮西的首府蔡州。三个月之后，在晚唐历史上最关键性的一次战斗中攻克了蔡州和淮西镇。后来政府军奉命宽待被攻克地区的人民，这是符合宪宗对降服各方镇的总政策的。只对叛乱的头目们处以死刑。818年淮西镇被正式废除，它的人民此后由邻近诸镇和平地进行统治。
淮西镇战败后，成德也迅即屈服。忧心忡忡的成德节度使怕挨打，抢先向长安送了两个儿子为质，以保证恭顺。由于河北地方最小的横海镇（8世纪80年代的叛乱以后所建）也已于数月前向朝廷归顺，现在只有两个方镇还未受长安的节制，它们是北京地区的幽州以及平卢。幽州从未被波及，因为它在这个时期中无论如何不算最对立的方镇。宪宗在819年轻而易举地就平定了平卢。当细心准备的讨伐正在进行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被他的部属所杀。朝廷于是研究了平卢地方的情况，为了保证那里将来不再发生叛乱，他们把平卢方镇一分为三。在这次胜利以后，宪宗才能感到满意，因为他几乎使整个中国本部领土都重新听命于他了。
中央集权化的制度保证
唐宪宗的中央集权化政策使三个关键性的、互相关联的经济问题趋于表面化了，这三个问题就是：从8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的明显的通货紧缩；许多方镇在税收过程中的胡作非为；以及政府用于平叛战争中的财源不足。上面提到过的809年关于税收和财政的几道诏令，是杨炎780年的改革以来对付这类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所以我们不妨对它们在这里略赘数语。
由于战时物资紧缺及随之而来在8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物价已告终止，并且继东南航运恢复之后谷物供应大大增多——这些促使通货紧缩的原始动力又因政府长期缺铜的困难而加速发展。唐代的交换体系在大宗交易中是使用混合的媒介（即绢、银和铜）及大批运输粮食；的确，这个体系内部的运行从未被当局完全控制过，但是这个时期的问题表现得特别尖锐。第一，绢的数量已经相对地很少了。政府的大量储备已在叛乱中毁掉；河北诸镇和平卢镇的独立又切断了政府的标准货币——丝——的最佳来源。①唐王朝被迫向回鹘人出口的大量丝绢也占了长江下游丝产量的很大百分比。另外，银的生产、检验和铸造主要由私商进行，它兑换铜和货物的比率也不受政府的密切控制而波动不定。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急剧增长。①尽管一再鼓励开矿，阻止窖藏钱币和严禁伪造低劣货币，②但在9世纪开始之后很久铜仍是供不应求。很可能8世纪后期和9世纪商业经济的扩展更进一步增加了对铜的需要。结果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例如，公元820年的米价只有8世纪80年代通货大膨胀时期的10％；物价大跌对税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原来的两税法的税额虽然主要是收实物，却已以现钱计算。折换率一直定在779年的铜币价值上，这时是通货紧缩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用来付税的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下跌，而负担的税项却一直按现金缴纳，许多农民因而苦不堪言。危险之处在于，如果不再给这一交换体系以一定程度的伸缩余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沦入饥饿之境，而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他们就根本无力交纳税收了。
既然通货紧缩这样不利于税收的基础，对收进来的税项实行三马分肥办法便把陋习带进了下一步更高级的税收措施中去。已由杨炎的财政专使与各方镇分别商定的税额划分有如下述。各州县可截留一小部分税收，称为“留州”；较多的另一部分由方镇自用，称为“送使”或“留使”；而最大的份额则应由方镇解往中央政府，称为“送上”或“上供”。但是，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人，方镇的文武大员是很容易欺骗中央政府的：他们或者谎报本地区粮食与布匹的时价，或者有时干脆拒绝向朝廷交足税款。除此之外，州镇官吏——特别是衙门胥吏——常常都是一开始就在所收实物和现金税额的折换率上搞鬼，额外为自己尽量搜括，而把负担加到农民身上。那些最强大的方镇用这种办法聚敛了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既是用于支付“贡品”的主要来源，也是正式官方税收制度中的净损失。这种陋习就像在中央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地方上猖獗一时的非法的苛捐杂税，当然是与8世纪中叶以后方镇权力日重的形势互相表里的。①
因此毫不奇怪，中央政府所能到手的税收是很有限的。德宗的俭朴和吝啬应该说可以使国家有所节余而足供宪宗早期的军费之用，但这些储备显然并不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这便是宰相李吉甫（758—814年）在807年的奏疏中所要说的意思，因为这时只有八个镇能正常向中央解交税款；和玄宗末年相比，这时只有1/4的家庭能成为可靠的纳税户。②
裴垍在809年的措施是想阻止唐朝的恶劣经济状况变得无法挽救，这样就自然能给宪宗提供军费。③他的第一个基本措施是给绢规定并推行一个“中间”价格，并且使绢和铜一起成为交换媒介，以便能向通货紧缩发动反击。像地方官员的薪水和地方军队的医药军需品这种固定的开支，都从全部现金支付改成现金和实物混合支付的制度，以对付铜价过高之苦。地方被严禁操纵通货。他的第二个基本措施是把两税法纳入标准折换率和保证税收收入的统一体制之中。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即解除地方对征税的控制。自此以后，方镇应从会府（即首州）的财源中取得他们收支表上的收入部分，只有在人不敷出时才能指望治下其他州县的支持。作为回报，会府便完全解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税的义务。与此同时，其他各州则不用再向它们的方镇解交税款了，但必须把原来的“留使”部分连同它们自己应解的税款一起直接交回给长安。
朝廷的这些公告在实行时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801年和811年的补充诏令中提到的继续不绝的违法事件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企图稳定物价的尝试特别难于实行，而且它们更多地是针对后来10年中仍在继续的迅速通货紧缩的现象来治标，而不是针对它的产生的原因来治本。①另外，谁也难以肯定，在裴垍改革之后朝廷的整个收入实际上增加了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措施显然至少减轻了淮河和长江下游农民的实际赋税负担。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公元808年对李锜的重大胜利之后不久采取的，随之实行的赋税减免具体地向浙西的老百姓显示了天子君临彼土的好处和对老百姓支持天子统治的鼓励。从政治上说，裴垍的改革重申了皇帝有权直接统治他的州县，而不用中间横隔着一个敌对的方镇行政组织来阻断上下之间的联系。但是就在这时，方镇仍然有许多方法继续捣乱，使中央政府的法律无法贯彻下去。
在宪宗历次平叛成功之后的819年，节度使乌重胤建议也在方镇的军政制度方面实行一次类似财政改革的改革。方镇统兵之权没有了。节度使只剩下了控制要塞和统领会府戍军之权。刺史往后则要统领本州的外围戍军和驻军。只有边防重镇及非中国人的雇佣军所守之防区不在此例。和前此的财政改革一样，这道诏旨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在牺牲方镇利益的情况下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州治之间的关系。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节度使之所以能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恫吓，就是因为他能动员本镇全部兵力，其数目可轻而易举地高达数万人。任何忠于长安和不愿参加这种叛乱的刺史，会很快被节度使的其他部队所消灭。可是819年以后，一个对朝廷心怀不满的节度使就很难把不相统属的许多州领部队统一带动起来，以投入一次奇袭行动。因为仅就单独一个州的部队来说人数相当少，有时是二三千人，通常比这还要少得多，但他们的向背也举足轻重：他们能使方镇受很大损失，而使州治得到实利，也使中央政府间接受益。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如果节度使是奉诏旨行事，他仍然完全能够召集并统领本镇的全部军队。换言之，节度使的合法职能在改革中仍被保留，但他制造麻烦的权力则有所抑制。很可惜，关于819年诏令实施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看来，这种限权行动在华中和东南部确已被人接受，但在华北和西北这些有大量常备军的军事重镇却遇到了阻力。在河北似乎根本没能行得通。
从810年和819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宪宗有意要把他的军事胜利的形象长期地固定下来。不过对于另外几次胜利，我们知道的甚少。但是，虽然中央政府在9世纪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较紧密地控制地方政府，这个过程很可能从未完成。在宪宗以后，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他们除了守成之外没有其他作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在唐帝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方镇与州之间程度不同的权力调整情况，不过除了极少数事例以外，我们已很难推想这种权力调整的情况了。
宪宗初年的政治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历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补偏救弊和实行人事变动的时机，但是在805年，宪宗遇到的问题却异乎寻常。在前10年中，实际上每一个利害上沆瀣一气的集团有时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或者至少被暂时排斥而不能掌权，例如唐德宗以很坏的态度对待职业官僚，二王集团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宦官。整个政界都期待宪宗能恢复他们被侵夺的特权。他们对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气氛也弄得很紧张。①
在皇帝和职官之间显然需要有所和解，这便是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新皇帝摆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态来显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余的宫廷乐工；拒不接纳所贡的50名妇女去充实后宫，等等，但是，德宗和顺宗在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来显示他们的热忱，到后来反而使官僚们失望，而宪宗的诏令却是卑之无甚高论，重点只谈要恢复官署正当的办事程序和重建朝廷的德治。例如，宪宗在拒不接受荆南所献的两只寿龟时，他不仅禁止将来再有人贡献远方异兽，还命令把所有这些“祥瑞”都交付有司处理；他不愿意见到它们，不愿意知道它们，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杂务。②
这些行动对于严谨的官僚的风纪来说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样，他们对新皇的关于改变供职条件和奖赏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热烈的希望。在唐代，它们包含在每逢国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变年号、皇帝寿诞和重大的军事胜利等庆典——时必发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种被人们忽视的史料，对它们的广泛研究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它们经常包含总的政策声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以及一些关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对贵族、各级官吏、平民百姓——有时也对某些个人——的提升和发放俸禄情况的内容。③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号为元和而颁布）确实包含了宽大的让步内容。它确实是宪宗初期热情的某种表现；德宗在他统治的最后13年中没有颁布一次大赦，这个间歇期间之长很有些异乎寻常。806年的大赦令给现职文武官员都颁赐了相应的勋或爵，其中包括神策军和地方军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①对安禄山叛乱后的任何时候特别立过军功的人的儿子都赐以官，对他们的孙子则赐以出身的权利。对于中央和方镇显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给以身后的哀荣。对于安禄山之乱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职的人以及对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间仍然在他们身边效忠的人，也另给荣衔。所有宰相和兼宰相衔的方镇官员（即所谓“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选一子立即当官；这是正式“选”试之外的便宜办法。它还规定在学校内设立100个“学生”的名额以招收无业的文人学士。
至于这些内容有什么实际意义，这还很难说。可能有许多人重复享受某些待遇，但也有些内容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几点：（1）宪宗给了几乎每一位官员以某种关怀；（2）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不满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军事英雄的后裔们也得到了安抚；（3）那些官居极品的人尤其受到优渥；（4）有了定时屡颁大赦令的希望。
这一安抚性的和论功行赏的政策也扩大到某些具体个人身上。郑（752—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郑原为翰林学士，曾在805年2月支持顺宗的继位权，后又安排顺宗逊位于其子宪宗。为了酬报他的忠诚，宪宗任命郑为新设的翰林承旨，后更为宰相。郑在宰相位内的三年半时间政绩平平。他的任命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经研究无疑就会发现，那时的一些高级任命不乏与此相类似的情况。②
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是宪宗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实行了有节制的报复的明智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当然是王叔文集团，如上所述，他们已被斥逐异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的那样，他并未处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围非常谨慎地只限于真正参与过805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历来所为的那样殃及罪犯集团的家属或亲朋故旧。在二王集团以外，宪宗甚至更加审慎。他下令终止了某些确实罪恶昭彰的行为（例如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东南时的淫佚放纵即是①），但是皇帝显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处理最近的一切坏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因为这样不免有不少挟嫌报复和其他特殊情况会起作用。
在社黄裳做宰相的805年后期和807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皇帝和官僚的新关系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黄裳（738—808年）是原为宰相而又与二王集团关系非常密切的韦执谊的岳父，在通常情况下他不大可能晋位宰相，因为株连同伙向来是一般规律。可是，杜黄裳曾经避免直接卷入二王集团，而且他助长了他的女婿对二王集团的疑虑。杜黄裳之能够官居极品，充分证明了宪宗怀抱着和解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杜黄裳不同于年迈的杜佑（他一直在长安做荣誉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时为止），虽然也同样处于高龄，却享有实权。杜佑很受尊崇，但看来被视为知识界中我行我素的人，而杜黄裳则是传统的经世论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进士，原为战争英雄郭子仪的门生故吏，也是政府许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过吏部侍郎，这在8世纪末年是尚书省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的进士考试。他也有许多直接的敌人。在8世纪90年代中叶他与裴延龄发生过冲突，在德宗的半隐退的时期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在官僚集团中，人们再也选不出比他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的人了。
杜黄裳是宪宗要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的政治推动者，他是第一个在朝廷公开提出皇帝应该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还是应该另辟蹊径的官员。①宪宗这时对于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仍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西川的叛乱将领刘辟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有周详的准备，但是杜黄裳坚决认为有前车之鉴，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服宪宗任命神策军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因为宦官只会在军事系统和地方机构中间扩散贪污腐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宜于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年中更是如此，②而在这种场合下，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行家，而不是一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唐宪宗起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至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