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关于内藤的理论,见H.宫川:《略论内藤的假设和它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第533—552页;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载《史学年报》, 2.1(1934年),第155—172页;浦立本:《中国史和世界史》,第一讲(剑桥,1955年);内藤的理论首先在其《中国论》(东京,1914年)发表,后又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历史与地理》,9.5[1922年],第1—12页)一文中和在他死后出版的1920至1925年在京都大学讲课的讲义《中国近世史》(东京,1947年)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① 例如见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京都,1950年)。 ① 陈寅恪的理论最早在1944年重庆出版的以下两部著作中发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它们以后有几种版本,现只能在陈教授近期的两部文集中见到。编得极好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只收他1949年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年;《补编》,香港,1977年)所收的作品较完全,但编得较差。 ① 要了解这方面的某些文献,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83—85页。 ②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 1955年)。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① 关于他在施政这方面的例子,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征》(纽黑文,1974年)。 ① 关于她执政时事迹的十分肤浅的记载,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2版,1968年),又见外山军治:《则天武后》(东京, 1966年); R.W.L. 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1975年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②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60年),第19—120页;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1—101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4年)。 ① 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之盐使》,载《大亚细亚》(新序列号), 4.1(1954年第60—89页;砺波护:《关于三司使之成立》,载《史林》, 44.4(1961年)。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 ① 见C.A.彼得森:《安禄山之乱后东北诸镇之自治》,未发表之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66年;浦立本:《安禄山之乱及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精神的根源》,载于J.C.佩里和B.L.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 ① 彼得森:《东北诸镇之自治》;崔瑞德:《陆贽(754—805年):皇帝的顾问和朝廷的命官》,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页。 ② 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于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151—191页。 ③ 参见例如砺波护之文:《律令体制的崩溃》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东京,1970年),第407—416页。 ① J.K.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崛起》,载《大亚细亚》(新序列号), 1(1949—1950年),第53—72页,以及3(1953年),第42—58页;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34—48页;刘逸永(音):《神策军与宫廷机构:755—875年》,1970年伦敦大学未发表博士论文;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年)。 ②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制》,载《东洋史杂志》,21.3,(1962年),第1—26页。 ① 见孙国栋:《唐宋之际门第之消荣——唐宋之际社会研究之一》,载《新亚学报》,4·1(1959年),第211—304页; D.G.约翰逊:《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纽约,1977年);P.B.埃布利:《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门第:博陵崔氏家族研究》(剑桥,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