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现在只得让陈友谅在湖北和湖南重建他的权力，以使明军能恢复在江西的地位。他命令徐达放弃对武昌的封锁，向下游行驶。5月13日，徐达收回了南昌。与此同时，常遇春修复了安庆城垣，把它再度置于明军控制之下。安庆可以屏障明军的心脏地带，挡住汉军再度发起的攻击，但是，如果明军想最终确实控制江西的资源，他们必须加强对南昌的控制。朱元璋任命他的另一名侥幸活下来的侄儿朱文正总统南昌城守，而以邓俞为副。守军增加了人数，城墙得到了加强，并从江边往后挪了一段地，使城墙不能从船上攀登。

    如果不是邵荣在仲夏的叛逆行为，早在1362年朱元璋可能会冒另一次与汉军作战的危险。虽然邵荣也是朱元璋起事时的老伙伴，在明军将领中也身居高位，但他在见于史籍的有名战役中未被声名赫赫地提到过。他在苗人手中收复处州是他几年来第一次独立作战的战果。当他的战功未被承认时，他增长了不满情绪，并与另一胸怀不满的将领赵继祖密谋发动政变。按这两位密谋者的计划，当明军于8月3日回师南京时，在一次阅兵以后，把他们的队伍安排在行军纵队的前面。他们打算，在他们的队伍随朱元璋进城以后便关上和守住城门，乘混乱之机杀害他。这个阴谋失败了。一面旗帜被风吹起，卷住了朱元璋的身体，这个兆头使得他从另一个城门进了城。情报员后来揭发了这一阴谋，邵荣和赵继祖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后来朱元璋有些犹豫，他征询了其他将军的意见，常遇春直抒己见，坚持把邵荣和赵继祖处死；结果就这样执行了。可是，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使得朱元璋在往后一年多的时间中要依靠高级将领自由发表意见办事了。

    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

    陈友谅又调集了一支新舰队，于1363年再次展开攻势，企图像1360年那样从江上攻取明军领土。但事与愿违，陈友谅因围困南昌三个月而深陷泥潭，他在一场主要在江西鄱阳湖的水战中被摧毁了。朱元璋在这里的胜利是他将要掌握政权的关键性转折点；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与他相匹敌或更高明的对手了。鄱阳湖之役以后朱元璋夺取了江西和湖广，这使得他拥有的人员数量满足了他打败张士诚的需要，而吞并了张士诚的土地以后又使得明军能在1367年及其以后迅速扩张其势力。

    像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到1362年末，叛逆和叛乱曾使明军失去了因1360年胜利而获得的主动权，并且危及1361年所取得的战果。在明军尚不知情的情况下，陈友谅正在武昌调集他的无敌舰队，张士诚的活动也日益咄咄逼人。朱元璋视野内唯一光明的地方是在华北：1362年7月6日察罕帖木儿被刺以后，那里又一次陷入了混乱。察罕之被害意味着，迟至1363年，元朝勤王军方面再也没有足够的联合力量能够摧毁明方的军队了。

    那一年刚开始便有吴军突袭红巾军运动对它有感情的中心之举。1363年2月16日，作为吴的三位野战军指挥官之一的同佥吕珍突入安丰，杀死了它的实际统治者刘福通，并俘虏了傀儡“宋”帝韩林儿。整个宋帝国这时已经成为明政权；不过加上了安徽-河南边界上这一片人烟稀少地区中的这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而已。朱元璋的追随者现在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希望明军和红巾军要拉开一点距离；这些人士中有著名的刘基及其浙江同乡文人学士。这些人现在刺耳地和言之成理地说出他们的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不是从文化思想上考虑的反对意见，即明军不应该分兵去再占安丰。但是，明军中仍有很多人崇敬韩林儿，这就使得救援工作成为必不可免的了。

    3月份，朱元璋率明军主力北上去安丰。徐达和常遇春攻城，赶走了吕珍，总算活活地救出了韩林儿。朱元璋随即带兵回南京，安丰成了一座空城，由元军占领。但不幸的是，这并未结束战斗。1355年曾经从家乡把巢湖分遣队赶走的庐州军头目左君弼曾派过一支人马来帮助吕珍的入侵。明军将领们坚持必须给他以惩罚，朱元璋未能说服他们，尽管有刘基犀利的反驳言论也枉费口舌。结果是，徐达和常遇春用了1363年4月到8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徒劳无功地围困了庐州府城，而陈友谅却未受干扰地执行了侵犯江西的计划。

    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史料上没有交代他是怎样完成这些事情的，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徐达撤走他的封锁部队帮了陈友谅的忙，因此他能在对明军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他的准备工作。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陈友谅的个人行动作风是一贯强调他在主力部队中的个人领导形象；他现在孤注一掷地创建了这样一支大舰队，使之足以在任何情况下克敌制胜，但是它的失败也意味着他无可避免地要丧失他的根据地。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陈友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江府城。1363年6月5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这种发展会重现1359年末的领土形势；从他在湖广的措施来看，在他又进军反对明军之前，这一次他大概已经不遗余力地调动了江西所有的军事潜力。

    南昌面江的城墙在1362年经过改建，这使得他不可能从船上袭击来夺取该城，从而打乱了陈友谅的时间表。他被迫封锁南昌，改用常规攻击方式。明军的守军打退了所有汉军的攻击，显然给了攻击者以重创，而且用出击方式给以进一步的打击。6月9日，汉军破坏了一段长300多英尺的城墙，但邓俞的士兵用火力击退了他们，同时在被毁的那一段城墙之后又建了一段半圆形工事。6月19日明军出击，打垮了陈友谅对新城门的一次进攻。6月24日，对水门的攻击无功而罢。围城还在继续时，季节性的江湖低潮时期即将到来，战略主动权正在从陈友谅手中滑走。可是，损耗和饥饿削弱了南昌的守军。即令他在1363年不再做任何努力，下一年南昌的收复也会使陈友谅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重开战端。

    7月24日，明军的南昌将领们答应在以后某个未具体约定的日期投降，因而获得休战的机会。他们同时又派遣了信使偷偷溜出汉军封锁线前往南京。8月4日信使到达南京之事是史料中的第一个暗示，表明朱元璋甚至意识到了江西的局势，虽然南昌已被围达两个月之久，而通信的阻隔也应该说已经给了朱元璋某些启示。和1360年大大地不相同，明军的情报在1363年非常糟糕。到了1363年的6月至7月，朱元璋仍被两件事捆住了手脚：这就是被围的庐州还拒不投降；再就是靠近吴军边界的浙江诸全要塞的明军同佥谢再兴在6月8日叛变，此人跟吴军的秘密勾结已经真相大白。胡德济又一次率军从广信长途跋涉到诸全；他围困了此地，但未能把它拿下来。到了8月6日，他撤围而去，回到了广信。就在那一天，可能是由于原来就强烈反对庐州之役的刘基的呼吁，朱元璋最后终于出面反对他的高级将领们。他命令徐达和常遇春撤庐州之围，要他们把军队重新在南京集结，并派胡德济走陆路从广信驰援南昌。

    明军舰队把重新集合起来的主力军队在8月15日运离南京。如果根据一条史料说它大约是“千船载十万人马”（的确，多数材料说是二十万），①那么，它的人员大致与1360年的明军主力相当。可以假定，自从1360年以来，明军扩军的部分已经用于补充浙江的军队、南昌的戍军和加强南京的常备守卫部队。在这里，明军的情报和计划又一次出了问题。陈友谅甚至在被围之中兵员受到损失和他派部队进行江西中部战役以后，其兵员数量还大大超过明方远征军。此外，明军也不能和汉军的巨大战舰相抗衡：后者的高度虽然是为了攻城来设计的，在接近和攀登敌船的战斗时拥有巨大的优势。水位至少在下降，明军的水军领袖们相信这对他们有利。即令如此，他们还是要同时在两线作战，而且由于要驶向上游去打一支占优势的敌人（和1361年相比截然相反），明军已在进行一场殊死的赌博。

    8月24日，舰队开到了湖口。明军在长江北岸与鄱阳湖口相对的泾江口建筑了防御阵地，又在鄱阳湖湖面至长江上的湖口的狭窄水道上的南湖觜也建筑了防御阵地。他们希望这些阵地能阻止汉军船只离开鄱阳湖。如果说陈友谅已派任何巡逻船只到湖口的下游去，那么，它们未曾向他警告关于明军的到来，他现在已是在湖中陷入重围了。可是，明军此刻的主要目的是救援南昌，所以明军舰队不是仅仅株守在湖口，而是向南行驶，于28日进了湖内。同一天，陈友谅解除了南昌之围，让他的军队上了船，也北驶入湖。8月29日很晚的时候两支舰队相遇于康郎山。它们等到日出时开战。

    经过四天的水上鏖战，明军给了敌人以重创，但没有能够摧毁汉军舰队，也没有在数量上取得优势；明军最后还是放弃了鄱阳湖。8月30日晨，朱元璋把自己的水军分成11队。重型舰只摆在中央，由徐达和常遇春及他本人统率，轻型舰只摆在两翼，由俞通海和廖永忠率领；后者是两位明军领导层中出身于巢湖的有经验的水军将领。明军阵线向前推进并发动攻击；俞通海的舰队占据了上风的一面，用石弩发射火药筒，摧毁二十多艘汉军舰只。可是在中央部分，高大的汉军舰船把明军阵线逼向后退。朱元璋的旗舰几次受攻击，徐达的舰只则严重受损。明军舰队退到一个浅水区域，使汉舰不能追击，因此能够脱离战斗，虽然有几只船已经搁浅。第一天的战果使明水军士兵都感到气馁。夜里，朱元璋命徐达把受损的战舰带回了南京。

    次日晨，明军将领很不愿意与“屹立如山岳”的汉军战舰作战。朱元璋果断地处决了几个下属之后阵线有所推进，但明军舰队再一次被迫后退，而且损失了几个重要的人物。直到此时以前，明军不能打赢那种以舰只对舰只的仗。由于受到前一天俞通海用火炮攻击而取胜的鼓舞，又由于看到了汉军舰队的阵形非常密集，朱元璋命令常遇春准备一些小船只，故意用做火攻船只。常遇春准备了七只渔船，上面装满了一捆捆填充了火药的芦苇。当下午风势转变而从明方吹向汉军的时候，这些由特别挑选的“敢死队”水手操纵的小船驶进密集的汉军舰队，放起火来。密集的汉军队形使它的巨舰能在近战和攀登船只之战斗中发挥最大的效果，但是也使它们容易遭受火攻。纵火的结果，几百条汉军大小船只被毁，死亡士兵约60000人，相比之下，据说明军的损失为7000人。陈友谅的两个兄弟以及另外几名水军将领均被杀，这就证明了汉军损失的惨重。但是明军也损失不小；双方舰队在次日略作休息和修补。

    9月2日早晨，战事又起。汉军舰队尽管遭受了损失而仍比对方强大，虽然它的相对优势已大为减小。这一次汉军的队形是散开的，足以防止对方再用火攻，但一股股明军小船却可以包围和摧毁孤立的汉军船只。忽然间有一支六条船的明军小舰队插入汉军阵线，绕过了它的一端，并重新与明军舰队汇合在一起。可是，这个突发性的行动显然不能招致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因此在中午前后，朱元璋迫于他的将领们的压力而下令脱离接触，退出湖面。主张撤退的俞通海说，湖中的浅水妨碍了明军船只的活动。跟强大的汉军打一场旷时持久的消耗战，不仅不大可能使明军有获胜的前景，甚至大有被打败的危险；很显然，明军不能指望再用火攻搞战术性的奇袭了。明军最初驶入湖内的目的是解救南昌。但是到了现在朱元璋似乎已经听到，胡德济的军队已经自广信从陆路解了南昌之围。这一发展使明军决定放弃战斗，改而采用把汉军舰队困在湖内的战略。

    9月2日夜，每只船尾上都挂起一只灯笼，明军舰只成单行纵队开向鄱阳湖的湖口。汉军舰队在天亮以后跟踪而至。由于没有在湖面战斗中歼灭明军，陈友谅因早先未能守住该湖湖口而现在落入了陷阱。汉军领袖们互相争吵：到底是用船只夺取湖的出口处呢，还是改取陆路径趋武昌。陈友谅的左，右两名金吾将军投向了朱元璋；后者送了一些侮辱人的信来刺激以性情暴烈出名的陈友谅出战，但同时又静待陈友谅弹尽粮绝。甚至在这个时候，某些明军将领们却变得紧张起来，想返回南京，但是常遇春这一次又竭力支持了朱元璋的权威。明军舰队一直留在一起，没有再犯1362年事件的错误，那时明军曾被迫在第11个时辰给陈友谅让开了一个口子。

    陈友谅等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突围。他的舰队凭借南湖觜的地位很容易发动攻击，10月30日便出现在湖口，然后沿江上驶，希望开抵武昌。朱元璋早已在湖口上游摆下了舰只专等这样的机会到来，并且还准备了火攻船。当这些火攻船放出漂泊时，汉军舰只马上向下游散开，明军船只紧追不舍。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一簇簇互相咬住战斗的船只漂流到了泾江口，埋伏在这里的明军又投入战斗。陈友谅在战斗的这个节骨眼上被杀；当他在一叶小舟上穿行于船只中间时被箭射穿了眼睛。他的死讯迅速传遍战斗中的船只，明军大奋，打击了汉军仅存的一点点士气。入夜，汉军舰队土崩瓦解。张定边率领他的小舰队逃走，把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也携带而去，在逃回武昌时让他登了汉帝之位。次日晨，其余的汉军舰队——总数有5万人——就投降了。10月8日，朱元璋率舰队和俘虏一起回到了南京。

    明-汉之战的决战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它本身是导致明王朝建立的一系列发展中的关键**件。陈友谅之死和他的大部分舰队的被毁或被俘，使朱元璋取得了他在1362年的挫折中未曾得到的完全的胜利。在此以前，明军一直在与在事实上或潜力上占优势的汉军作战，同时还要对付东面吴军进攻的危险。现在，由于陈友谅已被消灭，明军能够马上着手吞并江西，并最后拿下湖南和湖北。明的人口因此扩大了两倍，长江地区在1360年的那种持久不决的势均力敌的局面就被排除了。

    从1364年起，明军控制下的人口数量使得它能征集到两倍于吴的军队，所以明军就以并灭吴为下一个目标。明军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地区性力量，它的军队可以在几条战线上作战，其结果甚至又加强了它的力量。另外，鄱阳湖之战使朱元璋在他的政权内部也增加了权力。有些文人仍不太心甘情愿地给他服务，士兵们仍然温情脉脉地看待韩林儿，但是，这两种人现在都把朱元璋俨然当做未来的皇帝。1363年9月的企图是明军军官们藐视朱元璋的意愿的最后一次；后来，他以他提高了的威望和他在被征服领土上分配俘虏部队和分配指挥任务的权力，再加上其他因素，使他终于叫他的将军们俯首听命了。到了1364年，明政权已经变成了元帝国明显的继承者，当然，要确认这种继承权还得有几年仗要打。①

    ① 关于对这些背景因素的讨论，见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147]，载《中国的兵法》，费正清和小基尔曼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9—52页；泰勒：《卫所制的元代渊源》[507]，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1969年），第23—40页。 ① 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147]，第217页，以及第6章注30。 ① 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147]，特别是第202、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