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①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人的“现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象为另外一些术语那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象“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国。

    ① 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别集条，98。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1934年）第318—319页。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Ⅰ，日本（1972年），第54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② 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349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年，并且持续到明治时代初期。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年）的影响，见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期（1939年）第478—545页。佐久间象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住脚的。那好象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象魏源那样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泉》，第614页。 ① 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 ① 《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② 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第1册第90—91页。 ① 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