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开端。贡献是几方面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英国人，现在正准备对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说：“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①不久，荷兰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他的《海国图志》有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②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①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年出发；由于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料。①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②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