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作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后来在青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政治这一主旨。

    与此同时，康有为通过广泛阅读儒家之外的哲学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方面知识的影响。大乘佛教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大乘佛教的菩萨作为受难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圣哲的典型一致的，这使他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关心更为强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义加深了他的存在主义意识。

    当康有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并被西学吸引时，他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开阔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西方的书籍。在此期间，因为他住在广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强烈地感觉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再三遭受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时，他正在广州，亲身体会到迫在眉睫的外国袭击所造成的紧张和恐惧。对西方国家力量和好战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别迫切地要求学习西学。他对西学的特殊兴趣立即引导他去发现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新的知识世界。①

    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康有为已经在家传的理学之外受到多种知识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国古典哲学、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响。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影响开始具体化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两个关注的中心，一是凭经验产生的对新世界的渴望，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到处看到的混乱、痛苦和不公正将为道德的和谐与心灵的愉快所代替。这种“普”渡众生的宏愿明显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经典的影响，并促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致力于形成有时混乱、有时矛盾，但却始终是大胆而严肃的世界观，用以了解展现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义。

    除了精神上普济众生的宏愿之外，他还有一种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增长而产生的更加具体的关心。这从他对非宗教的西学，特别是对西方政府的形式所表现的强烈兴趣中可以看出来；1886年他向当时驻广州的总督张之洞上书，提议翻译西方有关政治的书籍，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康有为的爱国心最终导致他采取大胆的政治行动。1888年秋末在北京应试时，他不顾朝廷禁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书的为时已久的规定，向皇帝呈递一份轰动一时的条陈，请求“变成法”。除了这个大胆的请求之外，他对改革的具体方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但是在该条陈中，一种国家完整受到西方侵略威胁的强烈感觉是情见乎词的。①

    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机之外，中国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没的威胁而陷入一场精神危机。因此，处于危险关头的不仅是作为“国”的中国，而且还有作为“教”的儒家。为了对付西方扩张的挑战，“保教”和“保国”同样重要。这双重目标终于构成了康有为改革纲领的核心，这纲领在他于1895年到1898年之间向光绪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条陈和政治著作中详细地提了出来。

    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个纲领的第一步是建立制度局，直接置于皇帝领导之下，由有志于变法维新的官员组成。这个局负有规划和实施制度改革的责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设现代的海军和陆军。为了这个目的，以考察弓、刀武艺为主的传统武举制应予废除，并按照普鲁士和日本军事学校的模式来设立现代化的军事学堂。这些军事学堂应提供能成为新型常备军核心的专业军官，这种常备军则准备取代当时清政府的无能的军队。

    在康有为的政府改组纲领中，比军事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经济的计划和使财政合理化的措施。制度局下的十二个衙署中有一半是处理这两方面的事务的。强调国家有责任促进工、商、农、矿和现代化运输事业，是康有为的改革纲领中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①

    这些改制的思想基础是康有为所接受的寻求国家富强的政治理想。他向清廷推荐俄国的彼得革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中国的榜样，这就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所致力的目标何在了。②

    康有为的另一部分改革建议是主张对文教制度进行果断的革新。这些建议提出，中国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以确定儒学为国教，用以抵制外来的信仰——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输入中国。在这方面康氏主张在政府中成立教部，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国范围内的孔庙，并以孔子诞生之年纪年，来取代传统的王朝和年号计年之法。①

    按照康有为的意见，在进行这种信仰-意识形态的保卫战的同时，应该在文化上加强对西方世俗知识和观念的了解。后一个目标可以部分地由大规模翻译日本有关西方的书籍来完成，部分地则用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方知识的办法来完成。但是，吸收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先从取消传统的八股文和旧式武科这类传统科举考试制度中的重要科目做起，以专门的西学为基础的考试来取而代之。康氏希望这些革新将最终废除科举制和建立全国性的学堂制度。

    这种教育改革的部分目的无疑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有文化的和有技术的公民。另一部分目的必须从康氏所接受的民治和立宪政府的西方理想中去寻找。康氏和其他早期的政治改革者都认为，君主立宪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要增加政府之外的人民的参政机会，从而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民主被称颂为能达到民族团结和政治统一的有效工具。但是，康氏的立宪和议会政体的概念不仅仅被设想为功利主义的东西。他也把民主看成是将来所有人类社会必定会实现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目的以及为了举国人人富强的目的，受教育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②

    就康有为的政治纲领而言，君主立宪和国家富强是他的两个指导性理想。在他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保国和保教——的后面，就隐藏着这两个理想以及他对提倡儒教的关心。他的维新思想的依据是他对儒教所作的激进解释的全面的思想体系，康有为之所以这样解释，主要是他与清代后期的一种主要思想流派——即今文学派——接触的结果。在1890—1898年之间，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写出了他的动摇儒家学者精神世界基础的解释。

    他对儒学思想所作激进解释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新学伪经考》，它出版于1891年。这本书企图怀疑当时称为汉学的考证学派；汉学自十七世纪以来就在儒家学者中很流行。康有为并非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若干儒家学者已以各种校勘和训诂的理由，试图讨论考证学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汉学这一名称。他们认为，“真正的”汉学不是考证学（后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儒学中占优势的潮流，即古文学派）；而应是今文学派，即早在西汉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这样，始于汉代而久已被人遗忘的知识领域的论争，在清代后期又在儒家学者中间恢复了起来（见上卷第三章）。

    康有为的一个挑起争论的论点是在晚清今文学派学者——特别是当时该学派的一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