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危险的国际事件，都会危及海关监督的财政税收。同样，行商如果因遭到担负不起的官方苛索而破产，也会妨害海关监督获得最大利益，因为只有公行拥有足以资助广州贸易的商业资本。

    公行的资本来自向垄断贸易组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售茶叶和纺织品所赚得的利益。东印度公司购买这些货物的部分货款是用输入布匹等物偿付的。但这些进口货的价值一年平均只有三百五十万元，而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输出的中国货物约值七百万元。这三百五十万元差额原来由东印度公司带到中国的美洲银币补偿。1805年以后，它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因为它的偿付已能够依靠“散商”，后者把机器、印度棉花和来自东南亚的舶来品出售给广州的零售商。中国政府禁止散商把现金利润输出广州，所以他们干脆把白银直接交给东印度公司，以换取可在伦敦或印度兑现的汇票。当然，东印度公司利用这笔白银继续购买大量茶叶在英国出售。有三种发展情况改变了这几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体系：清朝海关监督日益贪污腐化；英-中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鸦片的自由贸易的兴起。

    ① 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载美国《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2月），第258页；托伯特：《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第110—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