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魏源（1794—1856年）仅仅看作一个“幕友”，那当然会小看了他。把他在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响，是不无道理的。②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十九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二十二岁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优秀 的学者。十六年以后，即1831年，他移居扬州，他在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师友中有一个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团（包括贺长龄与陶澍）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北京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居省一级官职时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学术事业按常规开始于搞经学研究。他最初感兴趣的是理学，但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即1824年发生漕运危机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经世致用论的专家，并上书详细地提出了主张采用海运的批评性建议。他的这一建议是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写的，贺长龄同一年又委托他编辑了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年完成，此书定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从清代作者中广泛挑选而成的文章汇编。①

    《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见第五章）一起，是魏源两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头两部分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部分，然后才开始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权限分类的。对《皇朝经世文编》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②但是，论述经典研究和政治理论的开头几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这些部分和《文编》的主体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 广泛的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

    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以象西方那样建造和布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货供应的依赖和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 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①和其他一切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学学派奠基人惠栋（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然很少有人象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说都已在秦代被 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

    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1636—1704年）在十七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①到了十八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