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勇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①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①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③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①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现它的目标（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国外挑战吗？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年创立的，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英**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中移交给了醇亲王。②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西式练兵。1865—1866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年英国人的训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①但在1870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②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代武器。从1863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只实行了三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官。③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军幸存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十二个驻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①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五百人的“洋枪队”，它在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十五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五百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②

    1866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从各标抽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新训练计划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年1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③直到1868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当清廷内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满族两派人士都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过这个问题。①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故）。1869—1870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②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③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上来。1867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人。①（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年离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②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③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