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比让皇帝敕准减少税额容易一些，敕准减税的措施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见诸实行。由于长江下游各省的租佃率都很高，现在不清楚的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减税办法究竟使耕种者得到了多少实惠。无论如何，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观点看来，除了地方政府普遍贪污腐化以外，缺乏通货和货币混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到1848年末，累积起来的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50000443_0139_0①

    人民对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在长江中下游更是如此。为首的分子通常是地方的小名流——“生员”和“监生”等有功名的人。抗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打官司，到集体请愿，到暴民的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行政城市。有一次抗税事件曾有过详细的文件记述，它表明许多这样的运动都有出奇地温和和忠君的特点；它们没有用反清的政治目的来为其起事作辩护的企图。②

    地方的小名流在抗税运动中的态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似乎无可置疑的是，他们作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人经常卷入非法的包 税活动（“包揽”）中，这也使他们容易在思想感情上卷进抗税运动中去。在货币混乱的情况下，官吏的残暴压迫行为现在似乎为他们自己的剥削兼管理者的角色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目标：他们能够成为地方社会和敲诈勒索的税吏之间的缓冲人。这一新的角色似乎给包税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他们有办法获得人民的支持。①

    可是，如果认为这些地方领袖真正有觉醒的社会良心，或者认为他们为了地方社会的利益会反对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员-监生集团缺少上层绅士能够借以得到官吏青睐的那种社会显赫地位和联系。因此他们是一个脆弱的集团。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有文化和有地方影响的集团，是地方行政中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所以他们取得抗税运动的领导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作为学者（有时作为包税人），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国家总有办法使他们就范，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了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从而为太平军运动——它的军队在抗税运动最激烈的长江各省征集了数十万兵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②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01页。贺长龄《耐庵诗文存》，卷6（信函）第l—3页。 ③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16页。 ①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49—250页。 ②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35年），特别见第410—412页。强购谷物一事的讨论见于1800年一位御史的奏疏中，见罗振玉《皇清奏议》，卷3第5页和第27页。关于操纵减免谷物的折算比价问题，可看王云五：《四朝奏议》，第1册第45—46页。 ① 关于乾隆时期的价格上涨问题，见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1644—1935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散发的论文，1973年。关于清代价格一般上涨的材料选集，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410—433页。又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① 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卷6（1961年），第49页。又见王业键：《1750—191l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59—61页。关于货币混乱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税制的影响，可看骆秉章《奏议》，第1450—l455页。关于谎报“天灾”一点，可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② 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7（1955年），第311—349页；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卷3第15—19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载《近代中国研究》，卷5（1963年）。第185—299页。 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