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当时技术水平的晚清中国经济，以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其特点。货物和商人在全国广泛地流动，国内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世界市场发展了联系。在最基层，每一个农村地区的农民都有规律地在为其周围村落服务的城镇定期集市上做买卖。在这里，他们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被用来交换其他地方的土产，或者交换通商口岸城市的制成品或进口货（后两种货物逐级通过交换体系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施坚雅估计，在二十世纪初这种集市多达63，000个，①这些数以千计的基层集市又与两种较高级的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发生关系，最后则与象天津、上海和广州这样的沿海大贸易城市连接起来。
各级市场居住着行商、本地商人和其他一切市场（基层集市除外）的商号派驻的代理商。在较高级的市场（中心市场以上），市场交换体系与清政府的各级行政机构互相渗透。农村的中心市场、城市以及地区市场是官方控制的中间商和牙行的所在地，官僚上层分子则通过这些中间商和牙行控制帝国的商业并对它征税。在这些较高级的市场中还可以看到票号（通常由山西省的一些家族经营，因此称为“山西票号”），它们开出的本票可以把大笔资金从一个高级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高级市场还设有其他形式的“土银行”，例如钱庄，它通常通过个人担保，有时通过指定的货物担保，把资金借给本地商人，同时也从事兑换货币的业务。在基层集市，以货易货的交易是常见的，惯常的金融活动只有本地的放债人和小本经营的货币兑换商在进行。
这63，000个农村基层集市各处一方的状态和整个市场的等级结构，是与交通工具的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的。高级的市场位于主要的水、陆（在华北）交通线上或其终点，以便进行货运和客运，而基层集市则位于越来越不方便的支线和河道支流附近。错综复杂的和高度发展的定期集市结构不但在十九世纪中国后期，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很久仍继续盛行，这是因为相对地说缺乏以下两个重大的变化：（1）缺乏地方一级的改进的运输，使农民不能象到达传统基层集市那样方便地到达中间市场和更高级的市场；（2）没有优良的轮船和铁路交通把高级市场与国内外的工业中心连接起来从而促使商品输出与输入增加，而这种增加又会反过来减少在基层集市交易的农户的自给自足程度。
可以肯定地说，十九世纪中国全部贸易的大部分，也许多达四分之三，是由小规模的地方贸易组成的。这种贸易局限于基层集市和中间市场的水平上，这是因为运输费用高昂，市场各级体系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大部分农村中国的基本粮食相对地保持自给自足的缘故。
龙州海关的税务司在1892年指出：“在可能时，大部分贸易都经由水路。”①这个看法既适用于主要产粮区内的短途粮食航运（例如从靠近洞庭湖的湖南省各县向湘潭或长沙等大市场的运输），也适用于从大米有剩余的湖南省运往长江三角洲缺米区的长达千里的运输。但是象长途航运大米这类大量而低价的商品的总数量是很小的。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期，从安徽用帆船运大米到上海的运输和销售总成本，几乎是安徽农村产地大米原价的两倍。②长途贸易是在高级市场之间进行的，但起讫点归根结蒂当然都在基层集市；这种贸易的绝大部分商品每吨价值都较高，它们的生产得益于某个特定产区的资源或气候：如江南的原棉和棉纺织品；四川的盐井或江苏沿海盐池产的盐；云南、贵州和四川的鸦片；广东、福建的糖；云南的铜和铅；长江中下游的茶叶；浙江、江苏、广东和四川的丝。按重量算，这些产品的价值比较高，所以经得起较贵的运输和管理费用。以茶叶为例，它每担的价值是每担大米的十倍，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运输和管理费用可能是每担价值的15％或20％。这些产品没有其他供应来源，而且被住在城镇的富户（绅士）大量地消费着，对这些人来说，价格问题相对地说是次要的。
特别在华中和华南，主要河流以及它们的分支小河就是商业的动脉和毛细管。一个也适用于晚清的二十世纪的估计提出，至少有四千英里的航道可用于轮船航行，有一万五千英里可供汽艇航行，另外还有两万七千英里则一切“土船”都可以航行。也许共有长达两万五千英里的长江各条河道可供航行：从上海启航的江轮驶至汉口，然后由浅水轮驶至宜昌，在那里把货物重新打包并装到帆船上，再由纤夫溯急流直达重庆；①从重庆经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到四川北部和贵州的帆船越来越小，最后这些平底小帆船通过小河和由脚夫扛运进入云南。在最小的小河中，使用的船只可能不能大于头部上翘的竹筏；也许用平底小船，它们满载时吃水九英寸，常需要船夫在水中抬或推。虽然西江只能从广州通轮船至广西边上的梧州，但西江及其支流上数以千计的帆船却能深入广西、贵州和云南，来回运送货物。第三条主要贸易路线（在开辟上海以前，用这条路线把茶叶和丝绸运至广州）是从广州经过北江，再使用搬运工穿过南岭山脉的摺岭铺和梅岭关分别到达在湖南和江西的湘江和赣江的河源，然后又通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直达长江。陆路必须使用脚夫通过南岭山脉以及宁波、福州和厦门等受限制的内地贸易区的局限性，有利于把上海发展为主要的外贸港口和把长江发展为通向中国内地的主要航道。
从汉口起，帆船可以沿汉水往西北进入陕西。运河在一定程度上仍继续把长江下游与华北平原连接起来。但华北可供航行的河道要比南方少得多。在这里，华北的大轮车和驮畜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小道上活动；在河南、山西和陕西等省的黄土区，不断来往的交通工具把这些小道滚压得比周围农村的地面低十英尺以上。从北京出发的几条主要传统贸易路线沿着难行的道路，一路在陆上通往山西，一路经张家口穿过蒙古到达蒙古边境的恰克图，支路则往西通往陕西和甘肃。象华北大部分地区那样，在那些地方没有水路交通，货物的流通既慢又贵。①靠大车、手推车、驮畜或搬运工运输的陆路运费据估计每吨英里是帆船运费的二至五倍。
十九世纪的商业制度尽管按传统标准衡量是高度发展的，但当然还不是“近代”的市场经济。如上所述，虽然少数高价商品可能通过水路被运往全帝国，但说这些商品甚至已有了全国性市场也是不正确的。商业往往局限在大量层层既定的小单位结构内，这是由一些因素产生的摩擦阻力所致。这些因素是：存在着多种地方通货的银-铜复本位货币制；运输费用昂贵（既花钱又花时间）；对商品的信用预付款比较少见；缺乏互相清理债务用的商业银行体系；在传统贸易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无数小中间商遍及各地。每个小组织忙碌地进行着小商业和索尔·塔克斯所称呼的“廉价资本主义”活动，但这些组织只是通过半奢侈品交易以及白银和一部分粮食以纳税形式流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方式而发生联系。自从1853年为了资助镇压叛乱的太平军而设立厘金税以来，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外国观察家们习惯地把这种内地贸易税制（人们公认这种税制的管理有时变化无常）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贸易和中国商业一体化的主要障碍。①但是如果与15％至100％的运费和经营费用比较，每个关卡的厘金税率只有2％的情况似乎不可能对内地贸易的总数量和方向起什么影响。我在前面说过，英国人发现很难在中国内地销售兰开夏棉布，因为中国的手工织布业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束缚中国本国商业的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的交通运输的各种局限性。
到
表十六 1870—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价值和指数（一切指数：1913=100）
续1
续2
表十七 1870—1910年中国主要进口货所占百分比
表十八 1870—1910年中国主要出口货所占百分比
1911年清朝灭亡时，商业制度表面上起了一个微小但值得注意的变化。虽然我仍将坚持说商业制度基本上保持原样，但人们毕竟普遍认识到了它受到不断开辟的通商口岸和扩大的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一事实。在外国人管理下的海关编制的贸易数据几乎是近代中国的唯一有内容的长期历史统计资料。但是即使这些一般说来是非常好的资料也是有缺点的。到1887年为止，没有包括从香港进口的数字，也没有使用离岸价格和成本、保险、运费等数字，因此出口值估计偏低，而进口值则估计偏高。另外，贸易一直以海关银两计算，而当时白银折成黄金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结果贸易的记帐价值如与其黄金价值或其实际数量比较则被夸大了。表十六列出了1870—1911年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以当时的海关两为单位）和指数。
按当时的海关两计算，总贸易量从1870年到1911年增至七倍多。如上所述，银的价值夸大了贸易的实际增长：按贸易量计算，在这四十年中进口增至312％，出口增至307％。贸易的总增长率以当时的价值计算，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是比较慢的，而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得最快。数量指数表明进口的增长相当稳定（1905—1906年的猛增是日俄战争的直接结果，不应把这两年当作典型），而出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呆滞，但在清朝最后几年迅速增加。出口猛增的原因是主要从满洲输出了大豆和豆制品。如果把1888年前的贸易数据加以调整，进口以成本、保险和运费之值计算，出口以离岸价格之值计算，并且把鸦片和其他商品从香港“走私”入境的情况考虑在内，1870—188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可能出超。1888—1900年，进口有限地超过了出口，每年平均入超40，876，000海关两。1900年以后入超大大增加，1901—1911年每年平均达121，377，000海关两。一部分逆差被华侨的侨汇所弥补，到1900年为止还被少量净出口的金银所弥补。其余部分则被流入的资本所弥补，这部分资本包括上述1895年以后的工业投资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清政府借的债款。
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是输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一项进口货，以后则被棉布所超过。按价值算，棉布和棉纱一起在1890年以后约占中国进口值的三分之一。棉花贸易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在上面与手工业合并讨论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进口主要是为了供应沿海的大城市，进口多少似乎视地方收成后的供应情况而不是视收成的一般好坏而定；这一贸易既反映了沿海城市的发展，也反映出在供应沿海城市的外围贸易区外面种植的本国粮食面临着拥挤的交通和高昂的销售成本的状况。中国主要进口货的百分比列于表十七，出口货的百分比列于表十八。
丝和茶在南京条约之前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在清朝灭亡之前这两项商品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但是它们合起来在出口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是在不断下降。茶叶出口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商面临着日本和印度日益激烈的竞争而又不能在产茶者和中间商内部贯彻质量标准。丝织品出口的庞大的绝对数量说明了这一主要的农村手工业还继续有力量；同时，豆油、皮革、面粉、蛋、蛋制品和出口增长程度稍小的皮棉却脱颖而出，这反映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在大、中城市建立了许多小工业工场的情况。
香港名义上占中国对外贸易数量的很大部分，却又缺乏1932年前从香港输入和输至香港的货物的数据，这样就不能精确说明与各国进行贸易的比重。表十九提供了1871—1911年期间选择的几年每个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未经调整的百分比，而表二十则显示了马士为帝国海关计算的每个国家的百分比，他的计算把香港作为一个中国港口，它的进口数和出口数分别被列入表内几个主要贸易国家的数字中。联合王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拿整个英帝国来考虑，那么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它仍是最重要的。英国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优势最为显著，如上所述，这是因为从兰开夏进口了棉布，从印度进口了棉纱和鸦片。虽然英国的总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但也在减少。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日本的贸易由于受到了马关条约的条款和1905年以后它在满洲所起作用的推动，发展很快。美国和俄国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总的说是在增加。
表十九 1871—1911年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百分比
表二十 1899—1905年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进行的对外
贸易（包括香港）的百分比
有两种有关上面叙述的对外贸易的普遍意见涉及这里谈到的内容。第一种是，虽然中国的世界贸易是在发展中，但到1913年，它按每人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