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现代银行就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这些债券常以银行自己的钞票按面值的一定比率购买，但它们可能永远也兑现不了，它们的价值可能会一直跌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消息，如公债又有了新的担保、要为兑现部分公债举行一次抽签、或要任命一位新财政总长，会使市价上扬。公债的市场价格如此剧烈地涨落，可以证明它们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机中成功，就有必要预测甚至影响市场的活动。这需要与政治密切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密切。（上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的投机，但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对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密切。）典型的北京或天津银行的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各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更密切的、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这样平衡的目的是想使银行获得关于决定债券市价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治效忠。

    随着政府1919年以后越来越穷，银行及在银行业有影响力的政治派系的政治力量增强了。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特别强有力的主宰者，形成了。同时，在总体上，银行坚持它们对政府的利益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全国银行公会1920年12月在上海开会，决定拒绝继续购买政府公债，除非政府“重新调整”偿付旧公债的财力。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1921年3月3日的总统令中，将关余拨入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的称为整理公债基金的偿债基金。第一、第五、第七年的长期公债及第八、第九年的公债（后来又加上了其他债券）按面值的一部分重新作价，并兑换成两种新发行的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偿还金是由上述基金担保的。

    整理公债基金的设立，对银行家是一种照顾。对债券的重新作价低于其面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银行当初购买它们时就打了大折扣。现在，只等贷款偿还基金偿还这些债券，银行就能收到两倍于过去付出的款项。或者，如果它们想做债券交易，也能以高于买入的价格卖出。政府的信誉也有加强，尽管政府任何一种新债券的发行现在都必须安格联爵士应允。

    ① 资料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7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