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4卷中，我们说过，只有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国**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即14卷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①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的混战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②政府因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可被视为另一个统一的“朝代”。他们拥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的成就，对当代人来说，虽然十分惊人，但与秦（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6年）、隋（公元 589——617年）相比却相形见绌。秦朝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帝国。隋朝，在历时三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重建了秦汉制度，使统一再次成为政治组织的准则，并延续了1300年。而毛及其同僚在近40年的混乱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功绩与汉、唐、清等朝代（均较快地接管了政权）更为相似。

    不管其成就多大，**要求统一，就得到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支持。国民党显然希望在它的旗帜下统一中国，没有一个人对统一这个古老的理想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经历了1916至1928年军阀割据之后。的确，如果统一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从未做到这一点），它就获得了传统的“天子”地位。

    许多中国历史书中都承认并推崇中国争取统一的政治斗争。①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统治40年后，中国人这一历史性成就的消极后果已开始显露出来。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治理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按照传统，皇帝对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帝王文官制度的框架只能对法治和经济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监督。特别是在18世纪人口爆炸之后，它完全依赖地方豪绅对社会进行具体监督。地方豪绅赞成政府要求稳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识形态，但帝王统治模式允许广大群众有不同的习俗和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由。**却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

    **在执政前的数十年中，已在毛的领导下被磨炼成控制和动员群众的有力工具。“中国**幸运的是，现代运输和通讯工具以及火力和警察网络的发展，使新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各种手段来控制国家，并曾一度控制着中国社会。”①中国**的干部深入到各个最偏僻的农村。

    中国**虽拥有高超的组织和技术手段，但这并不使它与传统的政权机构有何区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生气勃勃的改造自然的强烈要求。这种与顺其自然的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气质的变化可与秦、隋时期的改革性突破相媲美。过去的政府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而现在**则决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由于具备有利条件，在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后，到1957年已根据其既定目标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威望有了巨大的增长。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制度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比较平稳的方式进行了改造。②

    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非**国家中，中国**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畏惧。

    但是，在头脑发热、盲目追求某种目标的时候，成功的工具也会成为破坏的武器。中国**能够将备受压迫的农民训练成为战绩赫赫的战士，将小土地所有者变成集体农民，但也可动员他们投入使数百万人丧生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③只有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受严格控制的国家中，才可能发生这样一场可怕的全国性灾难。

    如果说大跃进突出了改革目标与动员本领相结合的消极面，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暴露了新发现的由中央直接向全国灌输意识形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帝王时代的儒家学说渗透到民间基层时已不可避免地会掺杂别的内容，而纯正的**思想却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散发数以百万计的“红宝书”直接传播到全国各地。

    文化大革命也突出地显示了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帝王象征的权力。过去的皇帝主要依赖理智的朝廷命官和豪绅来扩大和维护民众对他的敬仰，而朝廷命官和豪绅都有自己的全国和地方议事日程。但是，对“帝王”式主席的崇拜却是由毛与狂热的红卫兵和机会主义助手直接联系而培育起来的，并通过他们和新闻宣传机构广为散播。在毛及其思想的名义下，无数暴行得以发生，整个国家可以被推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传统上强调统一，动用传统的政治工具——帝王、官吏和意识形态教育——来维护统一，并使之与现代宣传和组织相结合，再加上改造社会的现代目标，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1976年毛逝世时已昭然若揭。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已多次使中国经济上濒于崩溃和政治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1978年12月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出山掌握最高权力后，他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至少已记取了一些教训。他没有放弃统一的思想，因为统一是**革命最主要的目标。他也没有放弃改造社会的希望，因为改造社会是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改变了传统政治工具的作用，节制使用那些曾使传统政治工具起破坏作用的现代技术。他试图削弱“帝王”象征的重要作用，本人不担任党和国家的正式最高领导职务。他与毛不同，真心实意地扩大他所选定的接班人的权力。他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鼓励把社会从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创的官僚统治束缚中解放出来。

    长期以来，毛不断批评官僚，特别是当他感到他们企图束缚自己手脚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执政以后，是在压制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邓似乎与毛有同样的看法，但他主要指党的控制对经济的扼杀作用。他削弱了党的作用，把农民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城市中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他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后已在不断减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传媒介不再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

    但是，毛、邓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分歧：毛看来喜欢“乱”，而邓却痛恨“乱”，特别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国动乱和个人悲剧之后，更是如此。像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家一样，他追求和平与秩序，并把国家团结视作必要的前提。

    然而，邓的改革计划破坏了原有的保证安定团结的象征与工具，也没能提出新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