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权势在下降；而那些主要关心台湾本身发展的人们，他们的影响却加强了。重返大陆的希望，在1961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时，曾昙花一现。为了利用大陆可能出现的叛乱，蒋介石曾命令部队作好战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增兵福建，进行对抗。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以公开的方式，并通过华沙的渠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并且不会支持中华民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后，除偶然发生过对大陆小规模的袭扰之外，中华民国的战备完全用于保卫台湾及沿海诸岛。专家治国论者关心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日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光复大陆的希望虽日趋渺茫，但大陆人统治集团并未因此动摇其继续掌权的决心。他们仍然控制着国民党内的高级职位、安全机构、武装部队以及财政和经济各部。为了对付来自**方面或台湾独立运动方面的威胁，他们有选择地实施戒严令。有一位叫雷震的大陆人，是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编辑，曾企图组建由大陆人和台湾人共同参加的反对党。此人于1960年被判处10年徒刑，罪名是隐瞒编辑部内的一名过去的**员，未向当局报告。台湾领导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国民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

    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在60年代末已接近100万。该党在维持台湾的政治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设置和控制公众辩论的限度，手段是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并监督私营媒介，超出规定限度的便加以取缔。该党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1964至1968年进行的选举中，该党候选人当选率达78％至92％。该党通过中国青年团（前身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工会、渔民协会、合作社及妇女团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联系。在校园内，党的官员密切监视着学生的言行。

    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大陆人同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是，台湾人对大陆人专权行为的抱怨并未消失。1965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及另两名同谋者因此被判处8年徒刑，之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台湾独立运动继续煽动台湾独立。其活动主要在日本和美国进行。但该运动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响不大。1965年，曾在11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以外国为基地反对国民党的运动，之所以未能在台湾产生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岛上安全机构的有效控制，虽然这种控制本身也引起了台湾人的不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为大批台湾人提供了就业和经商的机会，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台湾籍商人正同官僚机构中的大陆人发展关系，双方对维持政治稳定都有共同的利益。此外，台湾籍从政者正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政治参与。虽然他们组织反对党的权利被剥夺，但却更加策略地以独立人士的名义提出候选人，同国民党候选人竞争。高玉树（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湾籍工程师，他在1964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第二次蝉联台北市市长。在同年的选举中，独立人士还赢得了基隆和台南两个城市市长的宝座，从而使台湾五大城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不出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1967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有。1969年，台湾籍从政者首次获得了参加全国性竞选的机会。情况已很明显，由于在大陆当选的代表的死亡，全国由选举产生的一些机构的委员人数在迅速减少。因而，国民大会选出了15名新代表，立法院选出了11名新委员，监督院选出了2名新委员。这样，在60年代，台湾人通过商业上的成功、选举上对国民党的挑战以及直接加入国民党等方式，在大陆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扩大自己影响的途径。

    在整个60年代，蒋介石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自1938年以来是党的首脑，自1948年以来是民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任免全部高级军政官员的大权，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人。他以传统的儒家方式实施统治：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相报。他个人生活俭朴，也要求下属节制。蒋在60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继承人的传闻集中在副总统陈诚和蒋的儿子蒋经国两人身上。蒋经国当时是台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此二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持者。蒋介石对此事不表态，相反却抓紧权力不放，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拥权过大。1965年陈诚去世，终年68岁，从而消除了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1964年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出任部长。陈诚死后，普遍认为他正被培养为蒋介石的继承人。

    社会变革

    随着60年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教育、都市化和劳动力组合方面，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的教育程度长期以来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关。他们习惯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谋求最好的教育。在台湾，早在1950年，相当数量的女孩也接受教育。当对，女生占小学人数的1/3以上，占中学人数的1/4。但在大专院校中，仅占11％左右。到1960年，女生人数的比例在小学上升到将近50％，中学上升到34％，高等学府上升到23％。在60年代，由于收入增加，父母竭力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更多的教育。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70年，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成倍增长。文盲在6岁以上人口中的比例从27.1％下降到14.7％。女生人数在中学生中的比例达44％，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达36％。1968年，免费教育从6年延长到9年，这是中学入学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大学毕业生大批聚集美国进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数平均为2000至3000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定居不归，因为在60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才，特别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就业的机会很多。这个时期赴美国留学的人，仅有约5％回归台湾。这种“人才外流”利弊都有。它使台湾失去了政府花了大量投资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台湾不可能吸收这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在自己所学专业的岗位上工作。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未充分就业，并且不满现状的过剩的年轻人，可能制造政治问题。去美国留学，使台湾的许多优秀大学生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而不是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那样，把精力转向搞政治骚动。而且，在美国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人日益众多，是个人才库，他们同在台湾的家庭仍保持着联系，当台湾的工业和科研进一步发展后，他们仍可回台工作。

    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台湾正变得更加都市化。在60年代，大城市人口增长87％，城镇人口增长73％，而同期全台湾人口仅增长35％。关于台湾都市化对社会的影响，迄今还未彻底加以研究，但从现有资料即可得出某些结论。①台湾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不像其他许多地方那样，是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产生压力的结果。因台湾的农业增产已大大抵消了农村人口的增长。这种人口的流动，似乎更多的是由于城市工商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不是逃避贫困。都市化带来了劳动力组合方面的巨大变化。在60年代，农、渔、林业的雇用人员仅增长16％，而商业、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口却分别增长43％、82％和115％。台湾的城乡差别较小，因此这种人口流动对家庭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台湾是个小岛，公共汽车和火车运输方便，因此去城市的移民较易同他们在农村的老家保持联系。许多移民在城市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农村。有一份研究材料断定，进入台湾最大的几座城市的每4个移民中，有3人离去。②由于有收音机（平均每10人拥有1台）和全岛范围发行的日报，城乡居民在了解信息方面已无差距。在60年代，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迅速增加。

    ① 见古斯塔夫·拉尼斯：“工业发展”，载盖伦森：《经济增长》，第224页，塞缪尔·P.S.何 （音）的“台湾农村的非农业部分”，载《世界银行就业和农村发展研究》，第32卷。 ① 参见埃米莉·马丁·艾亨、希尔·盖茨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詹姆斯·C.熊（音）等 编：《台湾经验（1950—1980）》。 ② 小奥尔登·斯皮尔：“台湾的都市化及人口移动”，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