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0年代，台湾在敌对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受到自40年代末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它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它还必须搞好从蒋介石统治到一位新政治领导人统治的过渡。台湾接受了这些挑战，并继续发展和繁荣。这证明台湾杰出的领导人在过去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正确的。

    外交上的挫折

    1971年7月，华盛顿令人吃惊地宣布：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打算访问北京。对台湾来说，70年代就这样不祥地开始了。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曾断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有助于解决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并使美国在对苏联的缓和攻势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正确地断定，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舆论已经转变，将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美国国会未按惯例作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尼克松总统也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虽然他的外交代表也在为台湾在联合国保留一席之地而活动。但就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紧张的辩论时，他却派出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表明他并不真正坚持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表决，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之所以驱逐台湾，是因为北京坚持如果台湾仍为联合国成员，它将不参加联合国。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大多数与它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同它断交，并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带头这样做的国家之一便是日本。日本领导人对于尼克松总统未事先同日本商量就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感到十分震惊。1972年9月，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到1977年，同台北仍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仅剩下23个。台湾丧失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便于将其逐出其他国际组织。仅仅数年之间，台湾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国际官方机构中的席位，而要保留在国际非官方组织中的地位也何等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决心制止台湾政府宣称代表中国，而且拒绝国际社会将台湾看作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对北京领导人来说，“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一样，都是不能容许的。

    台湾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断绝之后，被迫采取异常的办法以维持国际交往。由于出口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对外贸易对其生存至关重要。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日贸易占台出口的12％和进口的42％。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东京和台北双方都希望维持密切的实质关系。正如日台外交关系中断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对自由民主党内的同事所说：“日台之间存在着强大而深厚的关系。因此，即使外交关系中断，双方的行政关系必须受到尊重和珍惜。只要他们不触犯维护日中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日台之间的行政关系。”①

    在日台断交3个月之后，双方即同意作出非官方的安排，以取代外交关系。②日本建立了一个由一名前大使领导的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事务所，而台湾也成立了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横滨、大阪、福冈等地设有办事处，由国民党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会长。两个协会的成员多是现任或已退休的外交人员，但以私人身分任职。虽然他们没有亨受给予外国外交官的全部优惠及豁免权，但仍充分享受特殊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完成通常由外交使团执行的任务。日台之间的贸易继续进行，没有发生中断。1972至1979年，台湾从日本的进口总值增长4倍，而对日本的出口增长6倍。日本在台湾的投资，在停滞一年之后，又恢复向上发展的势头。

    1974至1975年，由日台双方国家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线被停止一年多，这是对日台实质关系唯一严重的一次干扰。其原因是日本外相大平在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航空联系时，涉及对中华民国国旗的轻蔑处置，从而台北命令双方停飞。外国航空公司迅速填补了由日航及华航经营的这条航线，因此双方的空中运输并未中断。经过交流协会同亚东关系协会长时间的谈判，并且由大平的继任宫泽喜一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了安抚性的谈话之后，华航及日航的子公司——日本亚洲航空公司，终于恢复了这条航线。

    为了促进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台湾建立了“中国外贸发展协会”。这是强制各出口商捐助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它在国外的办事处有各种不同的名称，这取决于驻在国的政治态度。在有些地方，当使用“中国”字样可能带来麻烦后，该办事处就取名“远东贸易服务中心”办事处。由于在多数国家都没有领事官员，台湾想出许多办法，为那些希望访问台湾的外国人提供签证。例如在西德，人们可以从“台湾旅行社”获得“推荐函”，以此在台湾入境时换取入境签证。在东京，亚东关系协会提供的签证上盖的印章是：“中国大使馆，汉城，韩国”。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签证由华航发放。由于同许多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致使台湾在解决那些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的问题时，便感到更加棘手，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时也产生不便和出现迟延。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严重妨碍台湾同其他国家保持实质关系。台湾同其他国家的这种实质关系，使得它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继续繁荣发展。

    当然，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继续同它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贸易伙伴——美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在70年代，台湾同美国的贸易，占台湾进口的22—27％，出口的34—42％。1972年2月，在上海发表的经过仔细斟酌的联合公报中，美国同意进行具体协商，以促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是，对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下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并未作出承诺。美方称，它对海峡两岸中国人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持异议。美国重申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兴趣，宣布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设施，直到全部撤出台湾。该公报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暂时将台湾问题搁置一边，以便发展相互间的各种关系的象征。1973年，两国在对方首都成立了联络处，使发展双边关系的工作有了执行机构。台湾政府和人民对该公报以及互设联络处感到震惊，预感到这是他们今后前途的凶兆。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美国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台湾的经济联系。

    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不久，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即去台湾，向当地的公私项目提供长期信贷。到1975年，该行在台湾的贷款和信贷保证已将近20亿美元，是该行除在巴西之外投放资金最多的地区。1973年，美国在台北成立贸易中心。美国私人投资继续涌入台湾。1972至1975年，加入台北“美国商会”的美国公司从60个增至200个。从1971至1978年，台湾从美国的进口总值增长6倍，向美国的出口增长5倍。1978年，美台双向贸易额达74亿美元，而美中贸易额当时才11亿美元。

    在美台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军事关系却在改变。美国为履行《上海公报》的承诺，逐渐撤出在该岛上的军事人员，使其从1972年的1万人减少到1978年底的750人。1974年，美国国会悄悄地撤销了1955年的《福摩萨决议案》。台湾虽仍继续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但须以信贷或现金购买，而不是以赠送的形式进行。美国继续帮助台湾改善军火工业，特别是批准诺斯普拉公司从1974年起，在台湾合作制造F-5E战斗机。

    70年代，台湾大学毕业生继续流向美国，但返回台湾的人数在增加。特别是70年代末，高级专业人才在台湾就业的机会增多；而在美国，因经济衰退，工作机会减少，回归的人更多。许多父母送孩子去美国留学，不仅是为了学习和改善经济条件，也是为了当他们的孩子在美国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美国国籍之后，一旦台湾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提供出逃的去处。因此，他们申请在美国享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绿卡”成为这些人的珍贵财产。

    经济上的压力

    台湾经济经过了2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70年代首次遭到严重的衰退。在这10年的前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3％。但是，这种高增长率因石油价格猛涨而迅速停滞下来。因为台湾完全依赖进口石油，油价上涨对其打击特别大。1974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1.1％，工业生产20年来首次下降4.5％，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扬47％。但是，在对付这次危机上，台湾显示出它特殊的灵活应变能力。“十大建设”（本节以后将予以讨论）在70年代初即开始进行。虽然当时有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认为在过热的经济中，政府不应投入太多的资金；但是，为了抵消私营工业生产下滑带来的影响，这些工程被证明是有益的。1975年初采取断然措施，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便下降到5％。纺织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受到打击，大批年轻纺织女工失业而回到他们的农村家园。这些工人虽然没有失业保险，但家庭代替了这种保险。1975年，经济逐渐恢复，达到4.5％的中等增长水平，之后几年又进一步回升。从1976至1979年，平均年净增长率达12％。

    70年代，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平均年增长率为2.3％。大米生产持平，增长主要来自蔬菜、水果和畜牧业。农村收入与城市相比，一直呈下降趋势。政府为维护农村收入的增长，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政策。1973年废除了大米换化肥的做法，从而使化肥降价，并得以大量使用。政府不但取消了以低价强制收购大米，相反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以此作为对米农的补贴。这样，政府放弃了过去为了工业而榨取农民资金的做法，转而像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样，对农业实行补贴。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补贴使大米大量过剩，成为国库开支的很大负担。但为了缩小城乡在收入上的差别，防止农民政治不满情绪的增长；这样做是必要的。到1970年，农业工人的数量已饱和。农村劳动力的日趋短缺，刺激了机械化的发展。投入使用的动力耕作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稻米干燥机、动力喷水机的数量，相当迅速地增加。但是，由于农场规模小（平均每户仅约1公顷土地），难以单独投资搞机械化，使机械化进程受阻。为了推进机械化，政府在农民中间促进多种形式的合作，但收效不大。这样，到70年代末，政府需在诸多相互矛盾的目标中作出困难的决策：是否仍以家庭农场为标准单位，如何以机器代替日益紧缺和昂贵的农业劳动力，如何避免大米极度过剩和国库的沉重负担，如何缩小城乡收入上的差别，以及如何保持台湾的基本粮食品种自给自足。

    在70年代，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慢了下来，但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长15％的突出成就，虽然其间1974年是下降，1975年增长较小。这种增长较50年代快，但比60年代末期慢。工业生产中，私营部分对公营部分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但这种增长势头到70年代宣告结束，公私营部分的比例大约稳定在19％：81％。这种变化反映出：在基础工业及私营企业无力投资的大型项目上，政府须作更多的投资。政府投资的“十大建设”，包括台中新港的修建、苏澳港的扩建、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以及一个新的国际机场、一个联合钢铁厂、一个大型造船厂和几个石油化工厂的兴建等。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从1971年的39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310亿美元。其中工业品的比重从1971年的81％逐渐上升到1979年的91％。台湾的生存仍然依赖对外贸易。为了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竞争，台湾政府认识到需要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70年代，台湾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本地制造的机器设备日益取代过去的进口产品，资本货物开始向东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台湾领导人力图将主要是一家一户经营的小规模企业转变为大型现代化企业，从而在高技术产品上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下更多投资，政府要作更多的干预。

    政治过渡

    1972年，蒋介石以85岁的高龄再次当选总统，任期6年。但他的健康日益衰退，已不能参加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时，培养蒋经国为其继承人的工作早就开始了。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3年之后，于1972年出任院长。作为行政院长，他实际上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但在重大问题上他仍请示他父亲，以尽人子孝道。1975年，蒋介石去世。副总统严家淦按宪法规定继任总统。严是个专家治国论者，没有政治背景，蒋经国遂成为真正的领袖。蒋介石死后不久，蒋经国即当选为国民党主席，197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蒋经国执政后，台湾政治体制的独裁性质并没有立即改变，但蒋经国的工作重点和统治方式，与其父迥然不同。他谋求在官僚体制的范围内，建立较明确的责任制，而不太强调派系背景和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经常到岛上各地旅行，身穿运动衫和宽松裤，直接倾听士兵、农民、工人和渔民的意见。这种做法与其父高高在上的儒家作风大相径庭。他大张旗鼓地发起反**运动，使一些高级官吏被定罪伏法。他曾经当过21年的“中国青年团”的领导，因而仍然对青年工作感兴趣，并重用年轻人。尤其重要的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台湾人的地位。他任命台湾人为行政院副院长、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他特别关心农业改革，其目的在于提高几乎全部是台湾人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二·二八”事件已过去25年，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已趋成熟。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改变，在台湾不论对大陆人或台湾人，都是很大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彼此携手合作以对付来自大陆严重威胁的重要性。

    70年代，戒严令继续执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也未放松。但蒋经国受到高层领导人中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影响，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1971至1972年，在国立台湾大学的知识分子中间，政治讨论活跃，并见诸报端。这次讨论涉及到诸如学术自由的限度、治安警察的作用以及收入分配等敏感问题。台湾政府和国民党对此作出谨慎而有效的反应，使这次讨论重新回到他们认为恰当的限度之内。有一家叫《台湾政论》的月刊，曾大胆引用一位在国外的反国民党知识分子的话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推翻国民党建立独立国家，一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实行统一，两者必居其一。该杂志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其编辑次年以煽动叛乱罪被叛处10年徒刑。有些问题在台湾仍被列为禁忌。①

    70年代，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必须进行政治变革的压力。由于在大陆选出的全国代表机构里的委员亡故很快，更加突出感到必须重新考虑以下问题，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些机构必须在全中国都有代表性。1972年和1973年，新增选了少数国大代表、监察院和立法院的委员。但这仅是权宜之计，对于如何长期解决这一难题，并未找到办法，只得将其束之高阁。台湾籍的从政者谋求在现有体制下，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更大的势力。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活动变得更为活跃。他们以各种花招争取流入城市的大批移民。这些移民已不再被原来地方以政治忠诚和义务所束缚。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群众关心选举活动。富裕的台湾籍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投巨资为某些候选人竞选。在1977年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