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在以下部分进行系统的论述。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①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大跃进之后，粮食产量下降了26％，棉花产量也与1958年的最高产量相差38％。②1961年，私人农业活动事实上被消灭之后，生猪的头数仅是1957年最高水平的52％。

    关于大跃进及以后的灾难期的工业数据，解释起来较为棘手。不管怎么说，1961—1962年这段时间的工业总产量显然要比1958—1959年间的最高产量低。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数据完全被歪曲，1958—1959年的最高产量被夸大了。另外，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处于同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跃进没发生的活，仅凭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便开始兴建的工厂和设备，1958和1959年的工业产量也会迅速提高的。此外，苏联于1958和1959年还出借和提供了许多成套的工厂，因此，60年代初期，工业产量本应不断地迅速增长。但事实却是，工业产量在1961和1962年急剧下降，最早到1965年才完全恢复。③当然，苏联在发出通知后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便撤走了技术援助，这多多少少地减缓了恢复的速度。

    从许多方面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好通过下一节的表14和表15对有关投资生产比（资本—产量的比率）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看出。这些数据表明，巨额的投资仅带来了产量的有限增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增长。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仅凭用军队平息红卫兵的办法，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① 1966—1970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拉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① 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 接反映出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 率为11％。 ② 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页。 ③ 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 225 —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