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化大革命是否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年之前，方针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1977年就已出现了。这种政策上的连续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停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界的观察家走得过远，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在；但是，表11的数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几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尤其是计划制定者们软弱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炮制。

    计划指标的实现情况

    表11          （作为计划指标百分比的实际产量）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使人们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约有1/3受到清洗，而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仍在其位。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部有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如果还有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取代那些领导的话，这些人也差不多不属于在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委中，有1/10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作。如果面临重大变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这一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常因其名而被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假设。①在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机械和电力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装和食品之类能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抉择的深刻意义的话，下列两个假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投入更多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例如，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还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年代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产品，那么，鉴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将近20％的投资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①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仅须中国自产。其实，进口的1/3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口。②

    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幅员辽阔，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出于人们一知半解的原因，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例如，60年代中期，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之相反，较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③

    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和1979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然而，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开始实行。如表12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趋向。由于严重的混乱造成的直接恶果以及1959—1961年的收成不佳，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这两个时期的进口率处于最低水平。

    表12                       外 贸 比 率